然而，我們的問題在於：僅僅抓住以上這些影響文學發展的“力量”就等於進入文學現象了嗎？文學史的書寫就等於是以上這些社會文化因素的彙合嗎？恐怕不能這樣認為，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將拋棄了文學之為文學的最基本的存在——文學作品。我們需要對文學周邊的諸多力量加以分析認識——包括思想、社群、體製、文化等等，但是所有這些認識最終都是因為出現了獨特的“文學作品”才發生了“意義”，文學作品可以承受這些“文學周邊”的影響，但是隻有文學作品的事實上的存在，才最終形成了代代相繼的所謂文學的“曆史”，文學作品不斷變化所形成的“效果”（史）可以包含思想史的烙印，也自然與特殊的社會政治製度發生種種的聯係，一個作家作為某一社群的成員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他的精神創造，所有這一切最終能夠加以證明並被研究者挖掘和闡述的隻有一個最可靠的依據——文學的產品，如果我們偏離了文學的作品，所有這些或宏大或精微的理論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也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相反，在一些曆史背景“晦暗不明”的時期，還有沒有文學史呢？有沒有值得書寫的文學的故事呢？那也不取決於曆史背景本身而決定於能夠找到屬於那個時期的獨特的文學作品，例如莎士比亞，今天的“莎學”研究在莎士比亞本人的身世問題上遭遇了太多難解之謎，但所有這些無法確定的“文學周邊”的內容似乎並沒有影響莎士比亞文學的偉大價值，也絲毫沒有影響莎士比亞作為英國文學史重要章節的事實。這也就告訴我們，在一種“極端”的情形之下，決定文學史根本的不是“文學的周邊”而是文學作品本身。
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就是文學作品，文學史不能也無法淩駕於這些文學現象之上。這本來是最基本的常識，然而今天的問題卻是：中國的學校教育似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了這一基本常識，在小學生沒有讀過魯迅作品的時候，卻已經知道了他如何“棄醫從文”，如何“我以我血薦軒轅”，一個脫離了文學感性的魯迅由此被注定了脫離青少年需要的不幸命運，在大學生根本沒有係統閱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時候卻首先知道了信息量巨大的社團、流派與思潮，研究生呢，則在沒有多少文學閱讀經驗的前提下匆忙展開著自己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建構！這樣的文學史教育隻能是推動了一個嚴重後果：所謂的文學史已經不可避免地被教育體製架空了，架空於一切基本的文學現象之上，架空成為自說自話的“理論的演繹”。一個淩駕於文學現象之上的知識傳輸，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教育的現狀與知識增長的現狀：人們已經習慣於脫離具體的文學事實來接受精英知識分子的“結論”，並把這樣的結論當作不容質疑的“知識”。久而久之，我們在不斷接受“文學史”教育的同時在事實上已經越來越遠離了“文學”。
如果說這些現實普遍地存在於當今中國文學教育中，那麼對於我們中國文學史敘述的深層調整——比如我們所討論的多民族文學知識重新進入的問題就尤其顯得重要了。對於漢民族區域的文學現象的接受和理解，在讀者層麵產生的阻力主要來自觀念——一種將理論的架構視作高於具體文學現象的思維習慣，對於漢民族以外的文學現象的接受和理解，則還直接受製於語言與區域的固有障礙。
文學歸根結底是語言的藝術，毋庸回避的事實是，占人口數量優勢的廣大的漢民族的讀者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藝術之間存在著深深的語言鴻溝，他們根本無法領略少數民族文學的語言的魅力，無從獲得真切的感性體驗。此外，也存在區域文化關懷本身的差異性。眾所周知，文學的吸引力來自它能夠將我們自身的關懷對象化，我們有機會借助文學的世界發現我們自己心靈的律動和希冀，在這種意義上，人們往往容易對自己生存遭遇的“切近”之處發生“共鳴”，產生關注的衝動。作為少數民族區域的獨特存在，其社會文化情形、現實遭遇顯然與生活於漢地的讀者有種種的差異，除了“觀看”的需要之外，能夠真切地產生應和的並不一定豐富，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漢語讀者了解、認識其他民族文學的“迫切性”，而如果出現在讀者那裏的迫切性出現了某些問題，那麼究竟是什麼知識進入了“曆史”，又是怎樣進入的“曆史”似乎就更少有人關心了。因為，廣大的接受者本來就喪失了細致閱讀文學作品的耐性，何況是與他們生存狀態有若幹距離的他民族的文學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