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對於這一“傳統”難題的破解最好還是回到曆史本身，讓中國新文學曆史的事實來說話。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不懷有任何偏見，心平氣和地解讀中國新文學，那麼就不難發現其中大量存在的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聯係，這種聯係從情感、趣味到語言形態等全方位地建立著。以現代新詩為例，我們發現，即便是“反傳統”的中國新詩，也可以找出中國古典詩歌以宋詩為典型的“反傳統”模式的潛在影響。我們曾經在一些著述中極力證明著這樣的古今聯係，然而，在今天看來，單方向地“證明”依然不利於我們對於“問題”的真正深入，因為，任何證明都會給人留下一種自我“辯誣”的印象，它繼續落入了接受/否定的簡單思維，卻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遺忘了對中國新文學“問題”本身的探究。實際上，關於中國新文學存在的合法性，我們既不需要以古典文學“傳統”的存在來加以“證明”，也不能以這一“傳統”的喪失來“證偽”，這就好像西方文學的藝術經驗之於我們的關係一樣。中國新文學的合法性隻能由它自己的藝術實踐來自我表達。這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中國近、現、當代文化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僅僅從它的來源上予以確定，因而隻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無法對它自身的獨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我們提出中國新文學並沒有脫離中國古典詩歌傳統這一現象並不是為了闡述中國古典文學模式的永恒魅力，而是借此說明中國新文學從未“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這一事實。中國新文學，它依然是中國的作家在自己的生存空間中獲得的人生感悟的表達，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生存空間裏，古今文學的某些相似性恰恰是人生遭遇與心靈結構相似性的自然產物，中國現代作家就是在“自己的”空間中發言，說著在自己的人生世界裏應該說的話，他們並沒有因為與西方世界的交流而從此“進入”到了西方，或者說書寫著西方文學的中國版本。即便是穆旦這樣的詩人，無論他怎樣在理性上表達對古代傳統的拒絕，也無論我們尋覓了穆旦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多少相似性，也無法回避穆旦終究是闡發著“中國的”人生經驗這一至關重要的現實，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地承認這一現實，那麼甚至也會發現，“反傳統”的穆旦依然有著“傳統”的痕跡。
然而，問題顯然還有另外的一方麵，也就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獨立價值恰恰又在於它能夠從堅實凝固的“傳統”中突圍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藝術形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單方向地證明古典詩文學“傳統”在新文學中的存在無濟於事，因為在根本的層麵上，中國新文學的價值並不依靠這些古典的因素來確定，它隻能依靠它自己，依靠它“前所未有”的藝術創造性。或者換句話說，問題最後的指向並不在中國新詩是否承襲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而在於它自己是否能夠在“前所未有”的創造活動中開辟一個新的“傳統”。
中國新文學的新的“傳統”就是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的內容。
討論中國新文學的新“傳統”，這裏自然就會涉及一個曆來爭議不休的話題：中國新文學究竟是否已經“成型”？如果它並不“成型”，對新的“傳統”的討論是否就成了問題呢？
已經有著90來年曆史的中國新文學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區別於古典文學的新的模式？比如它的白話，它的文學主題，它的敘事特點，它的審美追求，是否已經明顯區別於中國古代的文學而且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
我們的直覺也許是眾說紛紜。例如作為“詩之國”的詩歌傳統是否獲得了新的發展就一直充滿爭議。在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曆史中，到處都可以聽到類似“不成熟”“不成型”的批評不滿之辭，例如，胡適1919年評價他的同代人說：“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7年後，新起的象征派詩人卻認為：“中國人現在做詩，非常粗糙……”“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10年後，魯迅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新詩並不成功。”再過6年，詩人李廣田也表示：“當人們論到五四以來的文藝發展情形時，又大都以為，在文學作品的各個部門中以新詩的成就最壞。”一直到1993年老詩人鄭敏的“世界末回顧”：“為什麼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得到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