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將近一個世紀的曆史中，關於中國新文學發展與成就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其中，諸多問題都牽連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傳統。套用一句流行句，真可謂“神馬都是傳統”。
“傳統與中國新文學”本身是一個宏大的值得我們仔細分析和討論的問題。傳統，這個已經因為廣泛使用而變得籠統模糊的概念需要我們多方麵的追問：究竟什麼可以被稱作“傳統”？或者說，能夠博有“傳統”之名的是否就是我們文學史上公認的進入遙遠的古典時代的遺產？所有關於“反傳統”的討論是否就是理所當然的古今關係的討論？關於“傳統”，我們究竟可以有怎樣豐富的界定？對於中國新文學而言，它的“問題框架”還可能有什麼新的設計沒有？
中國新文學誕生發展過程當中，與古典傳統諸多糾纏不清的事實，引出了幾乎一個世紀的熱門話題。一方麵，中國新文學的開拓前行不時利用各種“反傳統”的旗幟，中國新文學的流派之間的觀念之爭常常在“西方還是傳統”的模式中展開；另外一方麵，討論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這在今天人們的心目當中會引發出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許多困難與問題，也總是被人們聯係到“傳統”中來加以分析，與傳統的疏離讓我們困惑與失落，以至常常懷疑這樣的疏離，當現實文學發展的某些“弊端”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們自然也會思考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就是傳統的“報複”？是我們自絕於傳統的苦果？
就這樣，“傳統”不斷被我們提及，我們總是將許多的希望與失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然而，所有對於“傳統”林林總總的議論似乎並沒有讓中國新文學的許多問題獲得順理成章的解決。199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當著名詩人鄭敏提出“世紀末的回顧”之時，她提出的問題和對問題的分析都讓我們輕而易舉地“回到”了70多年前：
讀破萬卷書的胡適，學貫中西，卻對自己的幾千年的祖傳文化精華如此棄之如糞土，這種心態的扭曲，真是值得深思。
其實，將近70年前，主張新詩應該有“民族色彩”的穆木天早就提出了一個類似的指控：
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
將中國新詩發展中的問題歸咎於背棄了古典傳統，這樣的判斷在“世紀末”如此，在“世紀初”亦如此，當然並非專指胡適。例如聞一多也這樣批評郭沫若的《女神》：
近代精神——即西方文化——不幸得很，是同我國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馳的；所以一個人醉心於前者定不能對於後者有十分的同情與了解。《女神》底作者，這樣看來，定不是對於我國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
問題並不在這些批評本身，而在於是它們思路的共同性給我們揭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大半個世紀的批評似乎並沒有讓我們的新文學作家“警覺”起來，中國新文學依舊我行我素，在帶著一大堆的問題和批評中與所謂的“傳統”漸行漸遠，被不斷召喚的“傳統”信仰事實上也沒有發揮“撥亂反正”的功效。
那麼，我們今天一再被提及的“傳統”有著怎樣的意義？
我以為，一再出現於中國新文學批評話語中的關鍵詞——傳統其實是相當暖昧的，它至少被人們置放在兩大指向和多重價值的含義上加以征用，又由於批評者各自所認可的價值立場的差異性，許多由抽象的“傳統”而引發的話題其實很難在一個同一的層麵上進行，並最終通過大半個世紀的推演，讓“問題”得以豐富地展開或者深化——一是中國新文學與古典文學“傳統”的關係，一是中國新文學自身所形成的“傳統”。這兩種意義上的“傳統”都關乎我們對於中國新文學本質的把握，影響著我們對於其未來發展的估價，值得我們加以特別的留意。
首先是與中國新文學形成曆史對應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
關於中國新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關係，這在不同的時期曾經有過截然不同的理解。這不同的理解直接影響到了我們心目中對於“傳統”的定位。
傳統等於保守，中國新文學的反傳統等於最值得肯定的進步的實績，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一個基本判斷。現在看來，這樣的推理方式明顯有它值得商榷之處，但1990年代以後，隨著商榷之聲的不斷響起，新問題又出現了：傳統等於反對西方文化霸權？中國新文學的反傳統等於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的自我失語？
當我們把自“五四”開啟的新文學置於新/舊、進步/保守、革命/封建的尖銳對立中加以解讀，自然就會格外凸顯其中所包含的“反傳統”色彩，在過去，不斷“革命”、不斷“進步”的我們大力激賞著這些所謂的“反傳統”形象，甚至覺得胡適的“改良”還不夠，陳獨秀的“革命”更徹底，胡適的“放腳詩”太保守，而郭沫若的狂飆突進才真正“開一代詩風”。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同樣的這些“反傳統”形象，卻又遭遇到了空前的質疑：“五四”文學家們的思維方式被貶為“非此即彼”荒謬邏輯，而他們反叛古典“傳統”、模仿西方詩歌的選擇更被宣判為“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是導致中國新詩的種種缺陷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