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看到，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這幾位美國華人，常常能夠通過展示美國學術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科際訓練”（Multiple Discipline）釋放魅力。美國學界“科際訓練”的學術傳統往往善於將各門各派的社會科學理論（哲學、曆史、人類、考古、心理、社會學）應用到漢學研究上，呈現出一種跨學科的視野衝擊。像王德威從受人詬病的“狹邪、公案、譴責、科幻”中讀出文化的“現代性”，像劉禾從翻譯方式看文化的交流與傳遞，陳建華從詞語梳理看曆史文化的演變，孟悅通過新中國文學“性別”敘事讀解“國家話語對社會意識及無意識領域嚴絲合縫的統馭”，以及李歐梵精心繪製的摩登上海—一從咖啡館到跑馬場，從亭子間到百貨大樓，從《良友》到舞女的日常開支，都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不過，僅僅是“耳目一新”還談不上什麼挑戰，那應該是一種開闊思路的興奮。真正的挑戰是對我們已有的學術認知基礎，對我們先前的思想基點形成了顛覆性的衝擊，比如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精神起點的五四傳統的質疑，對張揚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社會正義的左翼文化的否定。麵對這樣的質疑和否定，我們就需要認真檢討彼此雙方的學術立場與價值基礎了，否則，令人興奮的“科際訓練”的魅力就可能轉化成對於我們研究對象的合法性的瓦解，而最後一個被瓦解的就是執著地選擇了這些“非法者”的研究活動本身。
這就是我們今天與所謂的“西方漢學”真正狹路相逢之所在，也是我們首先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學術問題。
以“台灣組合”為例，我們注意到，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這些美國華人，從夏誌清、李歐梵到王德威，雖然各自都有著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刻的理解和論述，但卻不約而同地體現出了一個共同的傾向，這就是對魯迅、左翼文學以及對“五四”新文化主流的不同程度的貶抑。平心而論，就學術本身的健康發展而言，任何的質疑或批評都可以說是有意義的，給人啟發的。不過，耐人尋味的是，所有這些貶抑都有一個共同的潛在心理趨向，這就是對“極左思潮”的恐懼。可以說，正是出於對它的恐懼，他們試圖對這樣的激進的“革命”文化展開“知識考古”，於是追溯到了左翼，追溯到了魯迅，而“五四”作為現代“激進主義”的源頭也自然難辭其咎。
在經受了長時期的“極左思潮”之害後，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這種恐懼的合理性，然而作為理性而嚴肅的學術結論，問題也還有另外一方麵：一個遠離中華本土文化的“亞文化群落”的認知究竟具有怎樣的現實準確性呢？現代中國的文化專製，究竟是由哪些要素所造就？在現實的專製文化蘭中，五四以來的曆史文化究竟分別扮演了何等的角色？魯迅所代表的文化、左翼的文化，或者所謂的五四激進主義的文化，與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化專製乃至文化大革命是否就是同一類文化的連續發展？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的確存在著一種影響深遠的“革命文化”，那麼從梁啟超的文學諸界革命到五四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最後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有這些“革命”的內涵和指向是不是可以輕鬆地整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