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特別是西方學界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度的提升，西方漢學在對中國學術所造成的影響與挑戰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注意。所謂警惕和檢討“漢學心態”就是在這個背景上提出來的。
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為例，我們曾經走過的學術之路應當說本來就充滿了“反省”的意味：從檢討西方文化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滲透到回顧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這樣的學術自我反思總能夠讓我們的思想變得更加的清晰和透徹。今天，對西方漢學的反省自然也是這樣。也正是在學術反省的意義上，我覺得在遭遇西方漢學衝擊所形成的學術困惑當中，其實還有許多最基本的學術問題沒有來得及展開。比如——
究竟什麼是漢學？什麼又是真正對我們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構成巨大挑戰的漢學？
這些漢學對我們的真正挑戰究竟在哪些地方？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衝擊和挑戰？
而且，談到所謂的“挑戰”，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追問：所有這些挑戰是不是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思維方式，或者說都屬於“同一種”挑戰？
更重要的，還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在目前西方漢學已經造成的學術衝擊當中，是否也同樣暴露了中國學術自身的問題？也就是說，外來的“漢學”的挑戰是一回事，而中國學術的內部問題因之得以暴露則是另外的甚至是更重要的一回事。
今天的學術實情似乎表明，漢學（英文Sinology）是指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曆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其實這樣包羅萬象的概括至少是對“漢學”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歐洲形態與美國形態的混淆。實事求是的曆史考察告訴我們，按照西方學界過去的一些約定俗成的定義，漢學主要還是以中國語言與曆史的研究為對象，甚至帶有某種明顯的考古性質，其研究方法比較接近於中國的“小學”，其學術形態的完整體現便是所謂的“古典漢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為代表。如果從東來的耶穌會傳教士算起，歐洲漢學已經走過了400多年的曆史，如果從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任命雷慕沙為“漢、韃靼、滿語言文學教授”作為“西方專業漢學”誕生的標誌，那麼西方專業漢學也已經走過了將近200年的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美國的崛起，一種以意識形態對抗為背景的考察和研究中國的學術得以展開。在美國，與其全球性的政治軍事戰略相適應，傳統漢學的文獻研究開始弱化，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形態的分析研究成為主流，而且名稱也有調整，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取代了Sinology。至此，西方漢學步入了“中國研究”的現代時期。不僅美國漢學的發展同美國的國際戰略和對華政策緊密聯係，歐洲漢學也一改故轍，開始出現了以經驗實證為方法、以社會史及文化問題為對象的學術取向。例如瑞典、挪威等國的中國研究，就特別側重關注當代政治、國際和平乃至軍事武備等方麵，德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所謂的“經濟漢學”則日益受到青睞。
所謂西方漢學對中國學術的挑戰衝擊可謂是由來已久，作為異質文化不同的視野與思維的分歧大概可以追溯到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學術的自我嬗變過程中，西方漢學也產生了傳播西方學術思維的作用。
就當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言，直接產生更大的挑戰性影響的應該是美國漢學。更準確地說，也不是整個美國的漢學界，其中主要的挑戰之聲還來自“二戰”後由華人地區（包括新時期以後的大陸）去到美國的華人學者，尤其是以夏誌清、李歐梵與王德威形成的“台灣組合”。我覺得，觀察分析這些美國華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與其說他們反映出了當代美國學術的姿態或美國漢學的主流，還不如說是呈現了一個生存於美國社會的中華文化的亞文化群落的特殊的心態。這也就是說，今天更值得我們討論的其實並不是整個抽象的西方漢學問題，而是與我們的社會生存若即若離的一些特殊的華人學者的心態與思維的問題。漢學，首先必須追問的是“何處的漢學”，或者“何人的漢學”？漢學的地理空間分布與人員分布本來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