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我們今天對“中國文化”的闡述和讀解已經從抽象的整體進入到了具體的門類與區域一樣，中國各民族、各區域的文化發展問題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籠統的總體規劃問題，而是不同形態與不同區域各自開拓具體的生長空間的問題。長期作為中國首都的北京居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中心，它製造和維護著這一中心的主流文化，而巴蜀卻一直偏居於中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外圍地區。這兩個區域之間的文化聯係，正可以呈現當代中國區域文化發展的一係列典型環節。
今天，所謂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設中，“首善之區”的精神示範作用常常被人們論及，不過，在我們看來，“首善”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區域的精神高度，根本原因還在於它無與匹敵的文化中心地位，“首善”的意義其實就是作為國都的文化中心的意義，換句話說，北京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意義就生動地體現在“首善”的內涵與功能上。
“首善”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儒林列傳》：“聞三代之道，鄉裏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癢。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勸善、教化，這就是中心文化與主流文化義不容辭的責任。所謂“由內及外”也就是主流文化自中心區域向外圍輻射傳播的過程。又有雲：“朝廷尊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日：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此，此謂之首善，非他之通都大邑所得而比也。”這裏所描繪的則是“首善之區”作為中心區域的凝聚與彙集功能。
作為文化中心的“首善”意義，最基本的描述應當說就是此兩種：文化的彙聚孵化和輻射傳播。
除了海納百川的胸懷和開放姿態，北京作為文化中心輻射力量也是巨大的，而且這樣的文化輻射還具有隨著主流文化本身的發展而持續保持勢頭的機製。在傳統中國社會，在曆代政治權力的控製下，儒學成為了我們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成為京都的北京自然成為了封建禮教和專製皇權最堅固的文化堡壘。另外一方麵，在進入近代社會之後，隨著傳統文化的式微，外來的與新興的文化也在努力通過占領這一文化高地而擴展自己的影響，傳統與反傳統，正統與反正統，保守與開放，種種文化力量都在北京的舞台上角逐著。標誌著現代文化誕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端於此，並輻射到了全中國。曆史轉換了，政權嬗變了，但漫長曆史所積澱下來的“中心”地位依然讓北京又一次領風氣之先，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策源地。
文化中心的“首善”意義的特征還體現在北京這一區域特有的精神氣質、人文個性乃至日常風俗之中。
傳統中國文化是以現實的“政治”文化為中心構建起來的，這便給作為文化中心的“首善之區”造成了相當深厚的政治意識。直到今天，在關於北京人精神氣質與個性特征的描述中，我們仍然可以讀出大量的政治關懷與社會責任來。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北京文化性格中的政治關懷又混合了華北平原的燕趙文化圈所特有的豪俠堅韌與慷慨悲涼。無論慷慨悲涼的氣質在後來的曆史流變中遭遇了怎樣的修正，但卻獲得了中國文人不斷的品鑒和彰顯，成為了精英知識分子反複描繪和提煉的一種的文化傳統，晚唐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雲“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宋人黃裳《安肅軍建學記》謂“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金人段克己《送李山人之燕》自稱“每遇杯酒間輒擊節悲歌感慨泣下”，元人劉因《吊荊軻文》道“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餘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吊焉”，明人黃佐《北京賦》稱此地“固多彬彬文雅之士，而感慨悲歌者亦任俠而成群”，清代魏裔介《畿輔人物誌序》中寫道：“餘嚐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築、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嚐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為天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鬱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敏銳的現代作家鬱達夫更在北京的季節中讀出了這樣的精神氣質。
除了政治文化的發達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另外一個顯著特色便是倫理道德文化的高度成熟。北京作為“中心”與“首善”的文化積澱同樣包含著一種源遠流長的人倫禮儀傳統。特別是經過滿清王朝的製度性推動，這一禮儀文化傳統更潛存於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當中，成為他們文雅和沉穩的生活形態。一係列繁文縟節曾經構成了老北京人生活的經緯。梁實秋在《北平年景》詳細地描繪了北平過春節的風俗禮儀，諸如“祭祖先是過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懸掛在廳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剛怒目，在香煙繚繞之中，享用著，這時節孝子賢孫叩頭如搗蒜”。還有“除夕之夜，院裏灑滿了芝麻秸兒，孩子們踐踏得咯吱咯吱響，是為‘踩歲’。鬧得精疲力竭，睡前給大人請安，是為‘辭歲’。大人摸出點什麼作為賞齎，是為‘壓歲’”等等。應當說，在老北京人繁瑣的禮儀文化中，這都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
與北京文化長期居於民族“中心”的狀態不同，巴蜀地區一直居於中國文化的“外圍”，並由此形成了一係列與“中心”迥然有別的文化特征。
以巨大的盆地環境為依托的巴蜀地區，無論是距唐代的長安，宋代的開封、杭州，元、明、清的北京，還是距離現當代南京和北京，都可謂是路途遙遠。與全國的其他區域相比，西南片區缺乏強有力的集權政府，加之地形四塞，交通不便，故難以問鼎中原，更無緣一統華夏。盆地的封閉使巴蜀遊離於政治核心區域之外，成為遠離王化的“西僻之鄉”。
不過，政治的貧弱卻難掩其經濟的富足。巴蜀位於長江流域的上遊，以稻作為主的農業經濟發達。冬暖夏涼的溫潤氣候適於農作物生長，加之岷江、沱江、金沙江等幾條河流的衝積灌溉而成的膏腴之地，所謂“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天府之國”的確名不虛傳。宜人的氣候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又無形中加劇了盆地生活的封閉，植根於盆地之上的巴蜀文化自然也就具有了封閉和自足的氣質。因此，在中原文化輻射區域的外圍，巴蜀文化形成了自己一係列獨特的文化品格與追求。
與北京文化承續黃河流域的殷商王脈之風不同，古巴蜀文化屬於長江文明的一支，它在很早的時期便體現出了與中原文明、北方文明所不一致的“異類”特征。以充滿謎團的三星堆與金沙的青銅文化為例，它們的精神觀念和審美情趣等方麵，都十分鮮明地體現出了巴蜀地域的文化特色。
青銅禮器在中原文化中用途廣泛，常用於祭祀禮儀，作為強化統治權力的手段。北京地區出土的禮器整體上抽象、沉重、呆板，給人一種威壓之感，透出一種居高臨下、不露聲色的王者之氣。北京青銅禮器無論是器型還是紋飾都是承襲商周之風，如商代龍鳳紋銅罍，周初燕國伯矩鬲，周初燕國堇鼎，戰國燕國龍鳳紋獸耳銅方壺等等，多沉穩厚重之感，少輕率之風。與北京出土的大量青銅禮器不同，巴蜀青銅器對人物和動物造型情有獨鍾，比如青銅鳥、銅蛇、銅龜、蟾蜍等動物千姿百態，其鑄造和雕刻手法生動活潑，給人一種栩栩如生的親切感，充滿了詩意的想象和動感的浪漫。如青銅立人像的冠帽就極富想象力，金沙立人像的冠飾和太陽神鳥有異曲同工之妙，發射出強烈而誇張的動感。如果冠帽反映出古蜀人跳躍的形象思維，那麼青銅立人像則更加突出了蜀入神秘的幻想力，那雙虛握的手，那個環抱舉物的姿勢，所握何物？至今仍是一個謎。而青銅縱目人麵像則是一個人鬼神的結合體或者更接近於非人間的神怪。在這種原始的粗獷俗野的風格之外，巴蜀人也對細膩之美投注了熱情。其中的許多人像在圓雕的同時還進行線刻。耳垂鑽孔，嘴唇、眼眶與耳朵等處均塗抹著紅色朱砂，奇異的中分發式像一本攤開的大書，長而粗的發辮具有濃鬱的地域色彩，也透出古巴蜀人特有的審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