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方還是本土？中國與西方究竟如何完成彼此的結合？在經過了中國學術的種種曲折坎坷之後，中國詩學的這一世紀命題繼續釋放著自身的魅力，在我看來，譚桂林先生的這一新的展開，將有效地喚起我們對問題的新的探求欲望，而且，我們分明已經可以感知到可能存在的新的闡釋空間。例如，我們不僅可以總結中國詩家如何糾纏於西方詩學概念與本土情結之間的矛盾，也同樣可以仔細分析他們如何透過這些概念的糾纏而努力表達自己樸素意念的思路。因為，嚴格說來，在現代的中國詩學發生發展的時候，其實首先並不是這些詩論家必須對古代或者西方的詩論加以繼承或者排斥的問題，而應當是這些關注詩歌、思考詩歌的人們究竟如何看待、如何解釋正在變化著的詩歌創作狀況的問題，最早的中國現代詩論都如同胡適的《談新詩》一樣，關注和解釋的是“八年來一件大事”，因為“這兩年來的成績，國語的散文是已經過了辯論的時期，到了多數人實行的時候了。隻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是豐富的文學事實激起了理論家的思考的興趣、解釋的衝動和新的理論建構的欲望。中國現代的詩論家首先是為了說明和探討關於詩歌本身的新話題而不是為了成為或古典或西方的某種詩歌學說的簡單的輸入者，在這些新的文學事實的感受中，在這些新的理性構架的架設中，我們的理論家同樣是“完全自由”的，我們同樣不能漠視他們的這種自由性。胡適之所以將“文的形式”作為“談新詩”的主要內容，首先並不是因為他掌握了西方的意象派詩歌理論，而是因為他感到必須讓走迸死胡同的中國詩歌突破“雅言”的束縛，實現“詩體大解放”，我們完全可以發現胡適詩論與影響過他的西方意象派詩論的若幹背離之處，但恰恰正是這樣的背離才顯示了胡適作為中國詩論家的“完全自由”。胡適的詩歌主張遭到了穆木天等人的激烈批評，在把胡適斥責為“中國新詩最大的罪人”之後，穆木天、王獨清等從法國引進了“純詩”的概念，他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人現在作詩，非常粗糙，這也是我痛恨的一點。”“中國人近來作詩，也同中國人做社會事業一樣，都不肯認真去做，都不肯下最苦的工夫，所以產生出來的詩篇，隻就technique上說，都是些不倫不類的劣品。”正是這種明確的“中國意識”使得穆木天、王獨清等人的“純詩”充滿了他們所“主張的民族彩色”，而與“純詩”在西方詩學中的本來意義頗有距離。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適的“自由”“口語”與“詩體解放”代表了中國現代詩論的重要的一極，而自穆木天、王獨清開始的對於胡適式主張的質疑、批評，進而力主“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詩”理想，這又代表了中國現代詩論的另外一極，但無論是哪一極，其詩歌理論的出發點都是中國現代新詩發展的基本現實，這些理論家是按照各自的實際感受來建構他們的詩歌主張，來攝取、剔除甚至“誤讀”西方的一係列詩學概念。同樣，在袁可嘉那裏，“新詩現代化”理論方麵體現了最自覺的“現代性”追求。這樣的追求目標，也是被我們的理論家放在解決“當前新詩的問題”中作了相當富有現實意義的表述：“當前新詩的問題既不是純粹內容的，更不是純粹技巧的，而是超過二者且包括二者的轉化問題。那麼，如何使這些意誌乖和情感轉化為詩的經驗？筆者的答複即是本文的題目：‘新詩戲劇化’，即是設法使意誌與情感都帶著戲劇的表現，而閃避說教或感傷的惡劣傾向。”
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要繼續展開中國現代詩學的世紀命題，新的思考就應該是：現代的詩歌環境究竟給詩論家提供了什麼？中國現代的詩論家是怎樣感受和解釋這樣的環境？他們因此而產生了怎樣的理論設計？或者說，在中國既有的詩論體係之外，現代的他們又發現了什麼樣的詩學的趣味、詩學的話題？在表達他們各自的這些看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怎樣的一種新的理論話語模式？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如譚桂林先生《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一書所已經著手的工作那樣，在對曆史過程的新的歸納與命名當中（而不是在固有概念的簡單借用和認同當中），重新檢討和梳理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