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指出過，1990年代對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質疑有它自身的根據：當“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世界”，而相對忽略了中國作家作為創造主體的一些具體遭遇之時（指向“走向”），這便為後起者的反對留下了空間，甚至在一些人眼中，“走向世界”根本就是“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不過，在批判1980年代、質疑“西化”10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對於一個早已經步入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民族而言，其實無法真正將其他民族的文化資源隔絕在自身之外，而現代中國詩學的發展也同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一樣，已經不可能由傳統文化獨立支撐了，那種試圖通過召喚古典傳統抵抗外來文化以保存文化“純潔性”與“獨立性”的努力，不僅在理論上充滿內在的荒謬，而且從來也沒有為我們的實踐所證明。相反，為我們質疑和批評的“西化”的時代同樣促進了中國文化一係列重大的發展，而所謂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的1980年代也繼續奠定著中國現代詩學的堅實體係。未來中國詩學的發展將繼續走在麵向世界、中西對話的道路之上，西方與本土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依然是我們生生不息的資源性力量。
在這個時候，譚桂林先生《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重新探討中國現代詩學如何在開放的“中西詩學關係”中發展壯大，不能不說具有一種特殊的學術意義：一個舊題的新作不是學術的重複，而是在新的學術語境中對一個重大命題的新的拓展和深化，它的論述將啟示我們認真檢討近百年的中外詩學關係史，尤其是在“西化還是本土化”間反複折騰的我們曲曲折折的學術史。
《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的學術拓展以對曆史材料的重新辨析入手，試圖通過對現代詩學現象的獨到梳理來把握“中外詩學關係”及現代詩學形態的複雜細節。到目前為止，可能是受製於一般文學思潮既定分類的影響，我們的現代詩學研究，常常局限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這樣的闡釋框架之中，這固然更利於發掘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的若幹相似之處，但卻並不利於呈現中外文化相互糾纏又備有分歧的曆史細節，多年的研究也使得相關領域的學術信息幾乎有被打撈幹淨的危險。譚桂林先生另辟蹊徑，努力從中國現代詩學本身的曆史進程中提煉和總結現代詩學的“形態”，這樣，出現在我們麵前的中國詩學現象，可謂是相當的豐富，除了在過去研究中一些基本形成共識的詩學現象——如象征詩學、左翼詩學、女性主義詩學之外，引起論者興趣並被重新定位的還有“生命詩學”“神秘主義詩學”“反諷詩學”“漂泊詩學”等全新的現象。其中有的命題所指涉的對象（如“反諷詩學”“漂泊詩學”）顯然同時具有更為廣闊的文化意義，可以為我們重新探討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的曆史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而論者對一些固有詩學現象的新的處理方式也耐人尋味，如象征詩學與意象主義詩學在過去的研究中常常被結合在一起，譚桂林先生卻分而置之，我想這樣的處理更利於展示中國詩學發展的獨特形態。也就是說，曆史的事實在於，盡管有西方詩學的輸入和引進，但輸入和引進的西方詩學從來都不是以它們各自的完整形態在中國展示和發展的，中國詩學的發展依憑的是多種文化交織對話的邏輯，這就是“西方/本土”交相互動的真實景觀。例如，首開風氣的胡適從意象主義（龐德）的六項原則中獲得了靈感，但他借鑒這些原則而提出的“八不主義”卻既不屬於意象主義，也不屬於象征主義。譚桂林先生將現代中國的意象主義詩學從象征主義的空洞框架中解脫出來，轉而納入“現代都市詩”的範疇中加以討論，應該說是獨具慧眼的。當然，本書對一些詩學的命名，特別是它們彼此間的聯係和區別尚可以作更為清晰的辨析，以利中國現代詩學的研究，可以從中獲得新的概念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