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還是本土：中國詩學研究的世紀性命題——譚桂林《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
中國之有“現代”的詩學，或者說中國的詩歌理論與詩歌批評之所以會呈現出有別於中國古代的形態，與外來文化及外來詩學的引進輸入有莫大的關係。
從最早“不學詩，無以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儒家的功利主義詩論，到梁代鍾嶸的《詩品》對詩歌作品展開的思想藝術的品評，中國古代的詩論並不以探究詩歌本身的理論建構為目的，而是將主要力量集中於詩歌的社會作用與詩歌作品的介紹、鑒賞等問題。中國古代詩論的這種實用性和鑒賞性的追求與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詩歌批評傳統大相徑庭。古希臘人相信詩歌來自於神諭，這便有效地阻斷了他們對此作中國式的現實“利用”的可能。先前的古希臘的神性的迷狂和理性的光輝，還有後來的智慧、意誌與內在的生命，都不斷吸引西方詩論家走著一條向往神秘、渴慕智慧、探究精神、創造奧妙的道路。從古希臘上古的詩的神性論到亞裏士多德將詩視作“個別反映一般”的“技巧”，一直到文藝複興、浪漫主義、20世紀以來的一些詩論，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發現，詩歌創作者的感受始終是西方詩論所表述的中心，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是一整套關於詩歌創作實際體驗的“詩學”。亞裏士多德的《詩學》討論的是詩人如何進行成功的“模仿”，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再版前言》述說如何“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下呈現在心靈麵前”，柯爾律治大談“想象力”“天才”和詞語的使用，托·斯·艾略特研究“傳統”與詩人個人才能的關係，海德格爾追問“詩人何為？”這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西方“無論是技藝學視野中的古典主義詩學還是美學視野中的浪漫主義詩學，都是立足於寫作過程並在對作者心性機能的假定中確立起來的。換句話說，它們都是從作者的心理機製出發來思考詩（藝術）的本質的。”值得注意的在於，恰恰是在進入“現代”之後，中國的詩歌理論與詩歌批評才大量出現了對詩歌創造過程與創造諸問題的關注。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創造的難題，中國現代詩論最重要的篇幅不再是“鑒賞”而是探討“怎麼辦”，例如胡適闡發如何“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俞平伯提出“增加詩的重量”“不可放進舊靈魂”等方麵的係列建議，宗白華探討“訓練詩藝底途徑”“詩人人格養威的方法”，穆木天論及“詩的思維術”“詩的思想方法”，梁宗岱論述“象征”如何創造，等等。
超越古代詩論的鑒賞傳統，轉而關注和探究詩歌的創造主體問題和其他心理學問題，並一改固有的感悟、閑談的樣式，開始尋找一種更具有思辨性和嚴密性的理論表述，就這樣，中國古代的“詩品”逐漸轉換為現代的“詩學”。顯然，這樣的一種轉換更接近西方的詩學傳統而與中國古典漸行漸遠了。“很難說中國現代詩人對哪一種哲學思潮特別感興趣，也很難分辨某一個詩人主要是汲取了某一種哲學思潮的養料，但是可以證實的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建立無疑是在這樣一種有點混亂但確實體現了當時世界文化中最前沿的思想的基礎上開始的。”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說，對“中西詩學關係”的考察、梳理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我們研究中國現代詩學發生發展的最重要的背景，如何在“西方”與“本土”之間遊走選擇，牽動著中國詩歌創作、詩歌理論與詩歌批評近百年的曆史進程，也構成了我們詩學研究的世紀性命題。譚桂林先生的新著以“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為正題，以“現代中西詩學關係研究”為副題，可謂是準確地抓住了這一命題的核心。
作為現代中國詩學的“世紀性”命題，無論是“西方/本土”的框架，還是“中西關係”的視角，應當說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然而，我覺得譚桂林先生出版於2008年的這一著作的話題依然有它特殊的學術意義。
任何一個具有長遠學術意義的命題都不會是一次性呈現的，在漫長的曆史當中，其意義的釋放往往具有多次性與起伏性，它的起伏所折射出的是曆史複雜的流變，不同的時段所呈現的就是這一段曆史的特殊含義，而對曆史發展的不斷的回應又從整體上深化和拓展了一個學術命題的內涵。立足於“西方/本土”選擇的“中西關係”的認知在中國現代新詩創作與詩歌批評的發展演化過程不斷釋放新的意義。在五四時期，這樣的認知引導中國詩人與詩論家從日益偏狹的古典詩境中掙脫出來，在異樣的景致與異樣的思維中重新探詢藝術陌生化的可能；在1980年代，也是這樣的認知突破了僵化的政治封閉，在“走向世界”的寬闊視野中重構了現代中國詩學的基本闡釋模式；不過，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走向世界”的理想卻遭遇到了一係列的學術質疑，隨之而來的更是對五四新文化的所謂“西化”傾向的批判和反省。這一新的學術動向實際上嚴厲地批判了通過引進西方文化尋求中國詩學發展的思路，至此，西方/本土的文化互動被扭轉為對“本土經驗”的格外倚重，中國現代的詩學建設更多地被強調為一種本土的傳統資源的繼承過程，“民族性”在這個時候更多地指向業已存在的傳統形態，而“本土性”常常被假設為一種穩定不變的區別於其他國別文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