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撥亂反正”中起步的時候，就開啟了一項重大工程，這就是被列入國家“六五”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這一工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發起並主持，規模宏大，計劃分甲、乙、丙三大係列總計200餘種著作，自1982年起陸續出版，進入1990年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工作程逐漸停止，到新世紀為止完成了其中60種的編撰。因為大多數著作都出版於二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又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數家分散推出，到今天實在已零落散亂，收藏不易。2010年伊始，知識產權出版社將已經麵世的各種著作盡數搜集，在《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之名下再次隆重推出，全套凡60種81冊逾3000萬字，蔚為大觀，令人矚目。
1990年代以降，學界有“反思八十年代”的思潮，至近年則有“重返八十年代”之說，其“思”其“說”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其中的一種判斷卻似乎頗具影響，這就是說，1980年代的中國是“思想傳播”的時代，不是“學術建設”的時代，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更重視新思想的倡導，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作為“學術”的一係列要求，諸如文獻史料、學術規範等等，隻有進入1990年代，我們才真正進入了“學術”的自覺，到今天也才有了自傲於“學術峰巔”奚落80年代“殘缺”的充足的理由。其實，這樣的曆史描述本身就屬於某種“想象”，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內的新時期學術研究在一開始就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目標和學術理想，諸如“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回到文學本身”“撥亂反正”之類的表述就是知識分子掙脫政治意識形態束縛，探索文學自身麵貌和規律的真切體現。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史料建設就是在這個時候揭開序幕的，隻要我們看一看“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這一工程的參與人員就不難知道當時的巨大的學術動員效果，“編委會”主編由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擔任，副主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許覺民和副所長馬良春，編委中包括了丁景唐、賈植芳、王瑤、唐瞍、王景山等知名的學科帶頭人，參與具體編輯的人員更是覆蓋了國內主要的學術單位，彙集了全國60餘所高等院校及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近400名專業人員，參加者幾乎囊括了國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要學人。可以說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主力盡出，全力投入這樣的文獻史料的工作，而這一切的努力不就是學科學術的最紮實的基礎嗎？相反，恰恰是在“學術”之聲高漲的1990年代，雖然個人的文獻整理研究依然卓有成就，但從總體上看，大規模的新的文獻史料的計劃卻未見開展，而曾經有過的大規模史料編撰出版工作卻逐漸停止了。
《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的出版給了我們一個重審曆史的機會，我們感歎篇幅如此浩繁的文獻工作，其實也就是另一重意義的“重返八十年代”。重返，方可檢閱我們學科曾經的努力和紮實的基礎，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當今“學術”熱潮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我看來，關鍵在於不必賦予“學術”某種作繭自縛般的含義，比如刻意強調其中的所謂知識分子的“專業態度”，或者將原本屬於約定俗成性質的寫作“規範”過分誇大；其實，“學術”本身也是“思想”自我表達的有機組成，是“思想”發展的一種表現。極“左”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基本喪失了“學術價值”，本質上就在於關於文學的討論根本與個人的思想感受無關，它不過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說明而已；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能夠重建和再生，歸根到底是因為研究者有了自我思想的生成。所謂“撥亂反正”，雖然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但不容忽視的是個人的感受和思想也由此得以前所未有地成長壯大起來。“思想”的發展自然需要更清晰、更具有說服力量的表達，而這樣的表達一旦不再一味地依賴國家意識形態的支撐，就隻能是“回到曆史本身”，也就是說，在更符合公共對話交流規則的平台上理性地展開。“學術的態度”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這種最真切的尋求理性對話的方式。這樣的方式不僅不與“思想”相矛盾，相反，可以說恰恰是自我“思想”發展的結果。回首“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的選目與出版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線索，那就是具體書目的選定與課題的開展伴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再認識”的曲折過程，現代文學作家的“平反昭雪”、現代文學現象的嶄新評價同時意味著新的文學文獻工作的深入展開，新的書目被選定，新一輪的史料搜集工作再次啟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事業，絕對不是1990年代以後的“覺悟”，早在1980年代，它就與中國的思想新啟蒙相伴而生，並且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到後來，之所以出現了“學術”與“思想”的二元對立，甚至有“思想”讓位於“學術”之論，乃是因為我們開始賦予“學術”以新的含義：一種主動撤離思想戰場、尋求“自律”的選擇，學術因此走向獨立，形成“規範”。當然，在看似“自律”的“規範”秩序中，其實包含了學人自身暖昧的自我約束、自我規範的現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