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戰鋒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尤其是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經濟分化過程中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日益嚴重及其社會分層化的日益明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亦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針對中國的政治選擇與發展目標等一係列重要國際國內問題，知識分子中形成了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與“新左派”三種不同的價值與思想傾向，而其中的“新左派”思潮已明顯趨於活躍。因此本文擬在知識分子思想分化的基礎上，對“新左派”的思想缺陷及其對未來中國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做一分析。
一、知識分子的分化與“新左派”的基本觀點
一種新思潮的出現往往深刻的反映了當時所社會麵臨的矛盾、問題與困境，而我們也可以通過對這種新思潮的研究來認識並改造這個社會。90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貧富分化、權錢交易與腐敗等等社會不公問題也十分明顯的逐漸顯現了出來。這些問題引起了知識分子們的普遍關注，對於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社會不公平與兩極分化問題，知識分子中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意見：（1）新權威主義者、現行體製既得利益者與自由派右翼認為，中國目前存在的社會貧富分化過程是現代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消極現象是不可避免的。隻要政治穩定並堅持改革開放，在加強權威控製的效率的同時通過健全與完善法製建設，現存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會被逐漸克服。因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治穩定高於一切。（2）自由派中間派則相當強烈的批評權力腐敗、社會貧富分化與分配不均等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他們認為這個問題是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政治權力未受製約以及權力介入市場所造成的，根源於權力過於集中，因此進行民主化政治改革，多元的權力監督體係是製衡腐敗與兩極分化的根本出路。（3）“新左派”則將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所有不公平歸結為資本主義私有製必然伴隨來的現象。其觀點可概括為：現存官僚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根源在於“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資本是對人性與人的尊嚴的全麵奴役與控製，中國“改革就是受資本家剝削，開放就是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中國實現市場經濟是以“以犧牲大多數下層民眾的利益這種不公平作為代價”；認為人欲橫流、貪汙腐敗盛行是私有製的必然產物，要從根本上防止人的異化，就應該實行平均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並讓下層民眾在公有製前提下參與民主管理；他們認為自己重新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價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不等於“左”派路線與思想理論的失敗，它是真正實現民主的一次偉大的製度創新。因此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現存格局，走任何現存文明形態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
二、“新左派”的思想謬誤與緣由
上述可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公平為核心，將中國在市場經濟轉型中出現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範等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並選擇以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一種社會思潮。筆者認為，“新左派”的思想謬誤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1）針對中國的現實，援引某種西方理論或者觀點來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出於對現實的嚴重關切來討論中國的問題本無可厚非，但“新左派”以取自西方的理論資源成品，用後現代主義來解釋中國，而沒有考慮到後現代主義是針對發達西方國家晚期資本主義的過度膨脹而提出來的。這種將外國環境中，因特殊背景與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東西當作解釋中國問題的權威，而不知道西方觀念、口號所代表的內容的全部複雜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對應的東西，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錯置具體感的錯誤。西方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批判自有他們的道理，而如果不顧時空差異地將西方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診斷移用到中國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偏差。就是說在現代性尚未實現的中國，新左派的“反現代性”實際上起到了幫助舊製度複活的作用。（2）“新左派”將與現實弊端相反的價值如“均富”、“公平分配”等，不自覺地投射、附麗到“文化大革命”或格瓦拉式的社會主義這些對象上去，通過這種願望投射來宣泄對現存弊病的不滿並寄托自己的理想，並由此而達到心理上的審美升華。“文化革命”、人民公社製度及群眾批判與群眾專製成為“新左派”寄托、宣泄對現存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情緒的對象。一般來說，處於特定文化困境之中的人們將形態與價值上相反的文化在想象中予以美化，這比較容易理解，但“新左派”以審美體驗解讀曆史，並企圖以這種理念來重建社會公正，這種方案的基礎則是危險的。（3）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價，完全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繼續深化社會主義改革來最大限度的避免這種禍害。而“新左派”則認為必須通過人為設計的“完美”社會模式來取代“不完美”的市場經濟模式，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人類集體的經驗，以理想主義而取代了客觀現實，其解決問題的方案及其方向是不切實際的。“左”的激進主義早已被曆史發展的事實證明是失敗的，如果因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腐敗、下崗失業等現象，就終止改革開放而重回平均主義時代，這是典型的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