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存娟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以其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續性而傲然於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國。而在這悠久的曆史文明中，儒家思想就綿延三千餘年，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命脈，其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動和無可替代的。鑒於此，國內學界在對當代行政道德和行政製度建設的問題進行研究時，往往都以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研究作為始點。由於儒學是個複雜而完整的思想體係，湧現出來的古代優秀思想家璨若繁星，不可盡數。因此，本文將僅僅取荀況隆禮重法思想中的“隆禮”加以簡論，以期達到管中窺豹之效。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號卿，趙國人，戰國末期管理學家、哲學家、教育家。荀子的學術成就和遊學生涯大部分都是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完成的，而當時齊國與其他諸侯國相比，具有比較開明的政治環境和禮賢下士的傳統，“繼士則昌，失士則亡”的觀念成為當時社會的共識，因此稷下學宮成為當時著名的學術中心，是戰國中後期華夏學術的中心和創造性思想產生的溫床，古代的學術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荀子久居齊國曾在稷下三為祭酒，熟悉稷下百家之學，所以有納百家之長的機會。荀子在師承孔子的基礎上，對整個戰國管理意識形態綜合進行了剖析，引為己用，將中國儒學管理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怪乎，明代學者李贄在其《荀卿傳讚》中高度評價荀子，把荀子列為“德業巨儒”之首。他說：“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確乎荀子的儒家思想將“迂運而闊於事情”的孔孟儒學變得切實可行，為儒學由“體”向“用”的政治實用性轉化起了關鍵作用。在荀子那裏，“體”和“用”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是“貴本親用”的。而荀子的“隆禮”的思想，正體現了荀子這種“體用不二”的精神內核。以下將論述荀子禮的思想。
禮學思想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色，代表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傳統，奠定了中華文化的主體結構，構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而荀子對儒學及我國的政治，學術最大的貢獻是構建和完成了關於禮的理論。荀子繼孔子之後，對周禮再作“損益”，賦予“禮”以新的內涵，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荀子的禮論，是對中華民族遠古和中古時期禮論的理性升華，是對孔子“克己複禮”思想的辨證否定。為秦末漢初《禮記》篇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荀子“禮”的涵義很複雜。從它出現的篇目和語境來判斷，其涵義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麵。首先從人本學角度，荀子認為，禮是人與自然對立的產物，它產生於人類的生存需要，人生不能無欲，而欲望的滿足要受物質條件的製約，物欲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生存所麵臨和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了不使滿足欲望的追求損害人類的根本利益，先王製定禮義，即適當滿足人的欲望，同時又把人們的欲望限製在一定範圍內。荀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認為禮相對於人欲的目的是“禮者，養也”。荀子這段話闡明了禮的起源，然而荀子在這裏所謂的起源，是從其作用和目的方麵說明的。以上荀子對禮的定義，語意上看是通俗而平實，事實上卻並非如此。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話語是人類的困境”，許多更有價值的東西被話語屏蔽掉了，被隱蔽了。因此，要求我們在研究古代文學時，應進行考古式的發現，將話語殘片盡量複原，放在整個話語係統中加以考察。因此，依據此種方法，荀子的“禮”學思想的人本學研究也應依此方式進行。我們發現他隻說明了禮是先王製定的，這僅是“禮”產生的後天因素，進一步的問題是，先王是根據什麼製禮的呢？也就是禮的先天因素在哪裏？禮的本源何在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可見，荀子的“禮”建於人性惡的基本人性假設之上。荀子的“化性起偽”思想的提出，說明了他的“禮”與孔孟的“禮”的邏輯起點截然不同，也導致了荀子的“禮”必然被引入到日用生活之中，這照應了一句俗話“先天不足，後天努力”。人性先天的道德缺失，注定了隻有通過“禮”來整合和約束殘失的人性，才會使社會得到良性運轉。荀子從人本學角度對禮的起源進行了形而上的證明，使其成為整個禮學思想的始基，並貫穿於他的整個管理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