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將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為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鬥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
此乃借存思法以避疫，是以精神性的力量來抵禦病疫。這種對精神的強調，導致它特別重視“守神”，說：“人虛即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幹，是致夭亡”，“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虛，遇火不及，黑屍鬼犯之，令人暴亡”。人患疾病，是因鬼怪幹犯，乃古老之信仰，此處仍用此巫俗傳統之信念，但認為人隻有在虛弱時、精神耗失時才會遭到鬼神的幹犯。《本病論》說“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幹人，致有夭亡”，即是此意。另外，其說另一個特點，是參合了丹田的講法，說：“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乙帝君泥丸君下。卻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屍鬼見之，令人暴亡。”以上這三點，鬼神致邪說、守神卻病說、丹田泥丸說，都是由道教傳統中得來的。到底是采擷道教之見解而構撰此三篇文獻，抑或因其所述乃道教之談，故為道流所傳習呢？
《刺法篇》又提到以小金丹祛疫之法，說：“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盒中……
埋藥地下，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咽之，服十粒，無疫幹也。”可見本篇對道教術法吸收極廣，存思、金丹、針灸、鬼神致疾、吞咽、守神諸法，靡不包攝。
這個例子，足以充分證明《素問》的傳習過程中，確有道教人士參與，且對該書有不甚同於一般醫家之見解與處理。據施沛說，逸篇二篇，乃羽士所傳；實則王冰亦為道流，其號為啟玄子。宋代以後，林億等人持醫道分途之見，不以道醫混同為然。但傳《素問》者仍多道教人士。邵博《聞見後錄》說：“郝允……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
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這位郝允就曾撰有《內經箋》。又《通誌·藝文略》著錄衝真子《內經指微》十卷，亦是道教中人所為。《金史·劉完素》說劉氏字守真，“嚐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曾作《素問玄機原病式》，號通玄處士。其事跡更是與郝允若合符節了。
《素問》是醫家最重要的典籍，也是巫與醫分途的裏程碑。但是在《素問》問世及流傳之際，同時卻也存在著由巫醫發展來的道醫傳統。而且可能還不隻是雙峰對峙、分流競進式的發展，而是頗有交集的，《素問》本身被道教人士傳習並予以發展之事實，足以讓我們對此狀況有所了解。今本《素問》顯得較為純粹，純為醫家之說，巫俗道術，不如《太平經》等道籍之多，焉知不是林億等人刪汰清理的結果？林本修改王冰本字六千多字，增注二千多條，足以使早期道與醫相融合的痕跡完全遭到抹殺。像“素問遺篇”那類道教素問，就更難見容於宋代以後聲勢漸大的儒醫傳統了。明吳昆《素問注》自序說：“最下異為一途，叛經行怪，類如《傷寒鈐法》《素問遺篇》，則妖氛爾、孛彗爾、白虹爾、薄蝕爾，非惟羲和憂之，具目者之所共憂也。”可以代表這些儒醫對巫醫、道醫的鄙夷，一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口吻。這在討論醫術時，固不妨有些堅持；若論史，那可就忽略了漢魏南北朝時期醫與道事實上仍難析分的境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