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個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於上海仁濟醫院。這個醫院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很狹窄的小馬路上——這條馬路，就是我在本書所收之三個中篇中不厭其煩地寫了又寫的山東路。
我在山東路上度過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時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東路情結。
我至今還記得仁濟醫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頂是尖的，牆是紅的，跨上高高的台階進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靜靜地聽一會悠悠的歌聲，就可以領到一塊香香的豆腐幹；我記得四馬路（福州路）口的賣夜宵的擔子，一頭有熱熱的牛奶，一頭有烤得香氣誘人的魷魚幹和麵包片；我記得往那燈紅酒綠的大馬路（南京路）走須經過一個陰森森的外國墳場。夜間從圍牆的豁口望進去，隻見黑黑的樹影和白白的墓碑，讓我膽戰心驚；我甚至還記得路口的那棟高樓，原來名叫慈淑大樓。在我很小的時候和大了一點的時候，都曾有人從上麵跳下來。大人們說是因為股票跌了，或者說是因為成了“大老虎”了。我雖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麼回事，卻深深地儲進了記憶。我記得我念的小學就在山東路上。街麵房子是一家剃頭店，樓上便是教室，而老師的辦公室正對著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師對著我們家叫：“小玉啊，拿把傘來！”我“噯——”一聲，滿懷著熱切的得著了效勞機會的喜悅，急急地把媽的油紙傘和花套鞋放進網線袋裏，奔下樓，竄過山東路，給我的班主任送去。學校裏上過什麼課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隻有校門口的小書攤和雜貨鋪。隻要從外婆那裏討得一分錢，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書，很理所當然地坐到書攤邊的小矮凳上去細細地看，背後站上兩三個不花錢的小朋友。如果有了兩分錢，那就可以去買一個裝了許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細而長，紅而香，油性不大卻是非常之甜的。
山東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東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華商業街；山東路南邊盡頭是南市，有租界時它算作中國的本土；山東路往西便是當年的跑馬廳即如今的人民公園，各類遊樂場所鱗次櫛比；山東路向東為黃浦江，江上的輪船固然是往來如織，但也常聽說上麵漂起由於各種原因而投江自殺的浮屍。
山東路是上海的繁華地段。山東路簡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於斯，長於斯，我還稱不上是個正宗的上海人嗎？
二
我的祖籍卻是山東。
我們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過一次山東老家。那年我剛滿五歲。我記得了許多事。下了火車下了汽車還要走許多路。山很高，溝很深，而路上總是隻有爹和我兩個。老家的一位姐姐辮子又粗又長，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遠的地方看戲時，這根大辮子就總在我的懷裏。黃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餅外麵的那層白粉卻太澀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圓圓的臉紅得很，從門背後探過頭來盯住我看。慚愧的是，記住了許多人和事卻沒有記住爺爺的模樣，他老人家不久後便過世了。
雖然如此，而且僅一次，但畢竟是回過老家麵覲過父老鄉親們的了。我的三個弟弟，都未曾有過這樣的回歸緣份。他們好像也從來沒有被卷入風行一時過的尋根熱，對那片黃河下遊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們都跟我一樣，很忠誠地在每次填寫各類表格時，於“籍貫”一欄上，書上“山東鄒平”這四個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萬人口中，像我們這樣的“山東人”、“浙江人”、“廣東人”、“江蘇人”……究竟有多少？我從未見到過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曾讀過一本關於上海社會的書，那上麵說，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萬，五十年前增至三百萬，而如今則接近一千五百萬之數了。這麼多的上海人從哪裏來的？很理論化的書告訴我們說，靠“機械增長”和“自然增長”。機械者，指外鄉移民，我爹屬此；自然者，指出生於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們是也。所謂“上海人”，其實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後代！
所以在上海灘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滿口上海白話的人發問：“你是哪裏人？”那是很難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東人。
三
我脫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東人脾氣。
小時候我常打架。樓下隻要傳來弟弟淒慘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躍下兩三級扶梯往弄堂裏衝去。我的三個弟弟中兩個有病，我有責任。直到那個沒病的成長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複我的女兒本相。後來常常聽人誇獎我，說我坐在角落裏不吭聲不動彈專心地聽著別人或是專注地想著自己的時候，樣子是十分地文靜溫順的。他們自然沒見識過我打架時一意拚命的齊魯本相。
我嗜鹹，嗜辣，愛吃麵食，對生大蒜、生大蔥饒有興趣。我不怕別一種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台講課，要與人促膝談心，要去參加個舞會，頭天晚上若有餃子，韭菜餡的，我照吃不誤。
其實，每一個上海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隱或現地存在著他或他的上輩從原籍帶來的地方色彩，包括習慣、風俗、甚至性格。愛吃臭冬瓜，十之八九是寧波人；每天去排隊買高莊饅頭，不是北方的種才怪呢！熱衷於飲早茶的大多來自閩粵；江西老儇即使在上海住了幾十年，也忘不了在夏季醃好整年食用的辣椒醬；若是一個家庭主婦每做菜必得放很多的糖，那無疑她是蘇錫一帶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