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部分教師的素質為何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解放以來，特別是自“文革”打倒“臭老九”以來，教師的地位與名望一直不高，待遇與收入一直偏低，即使近幾年國家不斷在改善教師的工資津貼水平與工作生活條件，但步子仍然太慢。而且，中國地廣人多，各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況更複雜（如多數大學以行政為中心，教師處境較為尷尬）。
大家都知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道理，馬克思主義也講過“經濟基礎決定意識形態”，教師地位低、待遇差，那些有學曆、有才幹、有前途、素質高的人又怎麼願意來當教師呢？即使他（她）糊裏糊塗地來當上一段時間，也會很快要走的。相反，願意來當教師的，就隻能是那些學曆、才幹、前途、素質一般的人。這些一般的人，即使最初不是當教師的，但見自己在其他單位、部門幹不好，最終也就隻好走進校園這座“圍城”。因為他（她）會想，連教師我都幹不了，豈非無可救藥？於是，學校常常就成了“垃圾站”、“養老院”。
在國內知名大學的博士、碩士畢業班裏，都是表現較差的留在高校、大專教書；在師範院校的本科畢業班裏，也都是較差的進了中、小學教書。因為他們的本事有限，實在找不到更好的單位與職業了。那些實力比較強的，誰不想進撈錢更多、條件更優越的大機關、大企業、大單位？
幾年前李老師大學畢業後跟地方一所普通院校簽約時，他的同學、朋友、親戚們都不理解：“你為什麼不留在北京？不去上海、深圳？不進政府、公司、媒體、出版社？”他去單位報到後，他的同事、學生也很奇怪，以為他是個大傻瓜。這樣以來，其另一個直接後果，便是他的同學、學生、同事、親戚也就不再會尊敬他了。
中國教師的素質不高，還有個原因是，各地各校各方麵的體製也不夠好。不但教師整體地位低、待遇差，具體到某教學單位，還存在著分配不合理、製度不公正等問題。正因為製度僵化，大多數人都一般，所以好混日子，而且越混日子的越適合呆在這裏，缺乏競爭。優秀的不給你快跑，平庸的再苟且度日也不管——所謂“優劣平衡”。因此，大學被人們戲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塊堡壘”，重行政、重學曆、重資曆、重關係圈的大專院校便成了平庸、保守、混日子者最好的“避難所”、“棲息地”、“保護傘”。相反，那些真正優秀、銳意改革、充滿活力與進取心、有思想又有實幹精神的人，就實在太壓抑、寒心，憋不下、呆不久，於是隻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也。
這些年各地各校也在大喊改革，包括調整管理及分配製度、優化教學及科研力量，但仍舊步子太慢，或者光打雷不下雨。有些是“換湯不換藥”，有些是考慮許多因素，不敢動真格，所以還是老樣子，有些甚至越改越遠離真理與科學。
教師的總體素質偏低，其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他們的學生也會素質偏低，形成惡性循環。因為教與學往往是二位一體、共興衰同榮辱的。這樣一個結果，進而更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民族、時代的文化教育狀況以及各個方麵的水平。長此以往，其危害不言而喻。
當務之急，我們還得要加快步伐，真正提高教師的地位與待遇，真正改革學校的各方麵體製，讓盡可能多的優秀人士來當教師；同時盡可能把教師隊伍中的平庸者清退出去，盡快提高中國教師的總體素質，盡快提高中國的整體文化教育水平，這樣我們才有希望。
而這還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呢！
9、部分大學教師教學方式有問題
目前中國各地的高校裏，很有那麼一些自我感覺非常不錯的“學者”、“教授”，作風上很是誇誇其談、華而不實、花裏胡哨、嘩眾取寵、故弄玄虛、高深莫測；當然也自我吹噓、借機廣告。他們的上課，大抵就是羅列那麼幾個“新XX主義”、“後XX派”，然後再穿插點綴幾個淺俗好玩的古今中外故事就完，逗得那些平庸、淺薄、流俗、占學生中相當一部分的聽課者不免哈哈大笑，一片鼓掌，眼神中透出無限羨慕、敬佩、向往。於是，這些“學者”、“教授”們便很是洋洋得意、飄飄然起來，覺得自己真的“優秀”、“口才好”、“上課精彩”、“教學藝術高”、“知識淵博”、“理論深厚”、“有見地”了。
其實，這些什麼“新XX主義”、“後XX派”究竟有哪些代表人物與代表著作、其理論主張與審美風格究竟有哪些特征和表現、他們在文化史與社會上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作用究竟有多大、我們今之大學生與文化工作者學習他們的理論及創作究竟有哪些啟發及啟發究竟有多大等，他們便說不出個一二三四、子醜寅卯來了。再說，這些東西也都是兜售別人的，他們自己並無體會與闡述。你要是再“打破沙鍋問到底”，他們就黔驢技窮，隻好答非所問，“王顧左右而言它”；你要是還不識趣，還要盤問，他們也許還會惱羞成怒，反躬一擊，要大大教訓、責備你一通。 上世紀初期，中國“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曾當過北大校長的胡適博士（胡校長是“實用主義”學說鼻祖杜威的得意門徒）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的觀點，其實是讓學術界遠離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隻須埋頭做學問，提倡其“實用主義”。其中的“主義”僅指政治領域，其中的“問題”倒是包括了許多學術領域裏的“主義”。也就是說，胡校長並不是真正反對談“主義”，但隻是提倡談學術上的“主義”，不要談政治上的“主義”。
遠離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是不對的；特別是在那樣一個政局動蕩、社會複雜、內外交困、矛盾尖銳、民不聊生、國家危亡的時代，尤其不可取，也難怪魯迅先生要批判他。不過，要是在學術界提倡一種紮紮實實、老老實實的風氣，摒棄浮躁、虛誇做派，倒是值得肯定與發揚。在今天，我們就應該在關心政治、關注國家大事的同時，反對那種誇誇其談、華而不實、花裏胡哨、嘩眾取寵、故弄玄虛、莫測高深的教風、學風、文風、作風，即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