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2）
1949年春天，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將美國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推向了土崩瓦解的邊緣。這種狀況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迅速重新考慮對西藏地區的政策。
在當時的美國，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杜魯門政府認為，中國共產黨是蘇聯擴張的工具，必須加以反對、孤立和遏製。這種觀點支配了它關於西藏問題的政策。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官員露絲·培坎（Ruth E。Bacon）曾發表長篇評述認為，在1949年，由於共產黨接管西藏，該地區將“在意識形態上和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在她看來，西藏是南亞“非共產黨國家”的屏障；如果被中共控製，就會成為中共向南亞地區“滲透和顛覆”的基地。她又進一步論證說，一旦共產黨在中國獲得勝利，美國不應當繼續認為西藏是在中國當局權力範圍之內，她極力主張立即派遣美國官員赴拉薩建立秘密聯係，並且應盡可能地阻止中共解放西藏。杜魯門及其之後的幾屆政府（截止到1972年）關於西藏的政策和活動都是從這一基本考慮出發的。
同時，從大量的史實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美國政府在對西藏問題上雖然實行了政策上的轉變，但在實行中又是有一過程的：
首先，它還沒有改變“先歐後亞”的全球戰略，並且由於英國和印度與西藏在傳統和現實上的特殊關係，它還必須聯絡英、印，一起進行分裂西藏的陰謀活動；
其次，當它發現英印兩國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而對於西藏“獨立”問題並不過於熱衷而常常采取不合作態度的時候，它又充當起染指西藏事務的主要角色，並且利用其操縱的聯合國，粗暴幹涉我國西藏地方的內部事務。
英美唆使下的“藏獨”陰謀及其破產
1949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甘肅和青海地區。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1月，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複電班禪並發出通知，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談判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不久，中央確定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方針。
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非常恐慌。它一方麵以獨立國家政府的姿態致函毛澤東，要求保證沒有任何“中國軍隊跨過西藏邊境”；另一方麵，又不斷致電艾奇遜和杜魯門，表示將派使團赴美謀求援助，要求美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時援助西藏當局抵抗。
美國政府自然不願坐視西藏的解放，然而英印兩國與西藏有特殊關係，使得美國必須拉攏英國與印度。為此，美國的外交官員們開始頻頻與英印兩國官員協商，以謀求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合作。可是，此時的英、印政府卻另有打算，並不準備與美國完全協調一致。英國政府認為，此時為了西藏地區而與中國政府為敵得不償失，為此他們拒絕了西藏統治上層要求軍事援助的請求。同時，他們又從支持印度的立場出發，支持印度政府給西藏人一點輕武器以提高士氣，但稱這種安排應該是“保密”的。此時的印度政府則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既需要西藏地區成為一個“緩衝國”，也需要和新中國政府建立密切的聯係。為此，尼赫魯政府決定追求雙重目標：一方麵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另一方麵也秘密向藏軍提供印軍指派的“顧問”，以及有限的軍用物資。可見，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英國和印度政府在對待西藏問題上與美國政府是有分岐的，但又都從彼此的利益出發，在並不協調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合作，表現出一種若即若離的矛盾狀況。
1949年7月，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大西北、全國即將解放之際，在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直接唆使下，西藏地方當局的少數反對分子發動了一場“驅漢事件”。在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幹涉西藏的陰謀活動更加露骨。合眾社8月10日電訊稱：“西藏當局利用中國政府之困難（按：指國民黨政府的慘敗），可能完全脫離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8月初，美國政府又派遣特務勞爾·湯姆斯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評論員的名義進入拉薩，參與策劃西藏的“獨立運動”。對於外國勢力公開粗暴幹涉西藏的活動，中國各族人民包括西藏愛國人士在內，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新華社於9月2日發表題為《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並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徹底揭露了所謂“驅漢事件”的真相，以及上百年來各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和吞並西藏的陰謀活動，表達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堅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