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第十六屆聯大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中說，聯合國“嚴重關注到在西藏繼續發生的事件包括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禁止他們傳統上享有的獨特的文化與宗教生活”，“考慮到這些事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確定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人民自決的原則，這些事件對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對惡化人民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可悲影響”，“重申確信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原則對在法律的基礎上發展和平的世界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再次莊嚴地呼籲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包括自決權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表示期望各成員國將會盡一切可能，做出適當的努力，達到當前決議的目的”。
1965年12月，第二十屆聯大通過的決議中說：“對繼續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表示痛惜”，確信“在西藏違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禁止其人民獨特的文化與宗教生活將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惡化人民之間的關係”，呼籲“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長期享有的人權或基本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這三個決議中，都強調要尊重聯合國憲章確定的關於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原則，指責中國政府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並且攻擊中國政府剝奪了西藏人民的“民族自決權”。此後一些國家利用這幾個決議攻擊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捏造了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
“西藏人權問題”的發展
雖然一些國家就西藏人權問題攻擊中國，但是在整個六、七十年代，這個問題在國際社會中顯得並不突出。這是由當時的國際關係背景決定的。眾所周知，美國自越戰以來，國力下降，西歐與日本的獨立傾向日益明顯。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國力有所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更是頻頻出擊。整個對立的東西陣營各自出現新的情況，新的變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不斷提高。1971年10月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同年中國與日本建交。1970年到1980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由55個增加到124個。美國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想借助中國的力量牽製和抗衡蘇聯。於是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出現美、蘇、中大三館關係。由於中國在這種戰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當然就不會強調西藏人權問題以至影響同中國的關係。
進入八十年代後，國內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變化：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成為中國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中國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西藏自治區也出現了新的氣象。1980年以後，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許多部門的負責同誌多次深入西藏高原進行調查研究，製定建設西藏的新戰略方針。中央書記處在1980年和1984年召開了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繁榮西藏的八項政策，使西藏的建設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政府從西藏的實際出發，為西藏製定了一係列特殊政策，西藏的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麵都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達賴集團1959年逃亡到印度後，在印度北部城市達蘭薩拉成立了所謂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議會，並於1963年頒布了“憲法”。雖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他們始終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攻擊中國“給西藏人民帶來了數不盡的災難”。達賴在國際上四處活動，曾多次到一些國家訪問，鼓吹他的這些觀點。達賴曾幾次申請到美國訪問，但都遭到拒絕，原因是美國政府當時不願意就此影響同中國的關係。進入8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達賴活動更加頻繁。1979年，達賴首次訪問美國，到1987年9月，達賴先後四次訪美，鼓動美國一些議員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攻擊中國，借以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
進入8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衹，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國內政治、經濟都出現一係列危機。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推行政治“新思維”，提出“加速發展戰略”，然而國內各種阻力並存，出現了混亂局麵。美國自裏根總統上台後，采取“重振美國”、“恢複美國精神”的一些措施，經濟得到回升，國力有所增強。裏根又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力求贏得對蘇的優勢。裏根推行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對外關係總戰略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一定成效，總的說來相對於蘇聯有一定優勢。在這種格局下，中國的戰略地位在美國眼中有所下降了。另外，自卡特政府起，美國開始實行“人權外交”，以維護公民的“人權”為借口，注重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扶植反政府的“自由勢力”，力圖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和平演變”來達到其不戰而勝的目的。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麵臨著改革舊的政治經濟體製的任務，這在客觀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利用“人權”為借口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和平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