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以來，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開始受到西藏問題的影響。由於國際形勢的巨變，美國的國會、政府及社會輿論在其對華關係中時常提出一些人權問題。西藏問題成為美國對華展開人權外交的一顆棋子。
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敲開了彼此關閉22年之久的中美關係的大門。中美敵對關係的改善首先是因為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可以使兩國攜手對付蘇聯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保證本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安全和利益。從1972年尼克鬆訪華以來，影響中美關係繼續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則被美國當局漠然置之，美國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武器的行動也停止了。當然這並不是因為此時的美國不重視人權問題。1978年卡特總統上台後特別強調“人權是我們外交政策的靈魂——因為人權是我們對國家地位抱有的觀念的靈魂”。但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主要是為對付蘇聯的擴張而采取的道義武器。其目的是利用人權支持蘇聯內部持不同政見者，增加蘇聯集團內部的離心力。但是80年代中後期以來美國人權外交逐漸轉向中國，這有其特定的國際背景。
冷戰時代結束，人權因素上升
戰後30多年的冷戰曆史使人類逐步認識到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受益於這種人為敵對的政治結構。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台及其改革與新思維的提出，隨著美蘇相對衰落和日本、西歐的崛起，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係走向解體，美蘇關係逐漸緩和，國際格局趨於多元化，世界出現了和平與發展的潮流。美國與蘇聯對抗強度下降，對話逐漸增多。人類在經曆多次磨難之後終於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這種緩和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而實現的。緩和局麵的形成使美蘇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蘇聯開始調整國內由軍備競賽而帶來的困難局麵，而其步履艱難的經濟和國內民族問題使人覺得蘇聯在國際舞台上頗有日薄西山之感。相對兩言，美國的境況要好得多，失去對手的美國將其人權外交的矛盾指向它處。作為第二大社會主義強國的中國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對象。這時美國也改變了過去的軍事遏製手段而轉向利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促使中國的轉變。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的政治體製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增加公開性，美國認為這是自己人權外交的勝利。美國為此所鼓舞又開始轉過頭來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特別是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希望中國能重蹈蘇聯舊轍。
戰略大三角關係位移
所謂戰略三角關係就是美蘇中三國在70年代形成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的模式。在三角關係中每個國家的行動都對其它兩國具有戰略影響。由於三國的幅員和力量分布的情況，其中一國與另一國發生關係的方式必然會影響所有三國。由於這個原因，安全問題不能不成為中美蘇關係的中心問題。基於此種考慮，自從70年代初戰略關係形成後，中國在三角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雖然其經濟很落後。80年代隨著國際政治格局多元化傾向的加強，世界出現了多個政治力量中心，戰略三角關係已不是三國進行戰略選擇時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他們還需要認真研究雙邊關係、歐洲問題、台灣問題、邊界問題、日本問題等涉及戰略利益的問題。在三角關係內部，美國相對於中蘇兩國力量加強，中國的地位有所下降。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已不再是美國對蘇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中國親西方的戰略方針仍被認為在地緣政治方麵對美國是極其重要的，但在處理同莫斯科的關係中，經常分析與中國有關的策略行動已不再被美國人認為是必要或靈驗的了。這構成了美國決策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因為在尼克鬆、福特和卡特曆屆政府時期，美國是在對華政策可能給美蘇關係和蘇聯行為產生的影響進行仔細分析後才作出決策的。裏根政府雖仍然認為建立牢固的中美關係對於維持美國針對蘇聯的全球地位，具有持續性的戰略意義，但已不再強調對華政策要跟對蘇政策在策略上掛鉤。同時在裏根、布什政府時期，中美雙邊經濟摩擦日趨嚴重，越來越少地強調從戰略方麵考慮中美關係。在美國人眼裏中國抗衡蘇聯的使用價值有所下降，因此他們也就有勇氣對華提出人權外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