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獲獎後增加了宣傳鼓動活動。10月12日達賴在美國威斯康星一一麥迪遜大學發表演講時攻擊中國政府，他說“我的國家在中共的統治下備受苦難。”10月26日達賴對日本記者說：“這次獲獎從長期來說會對解決西藏問題帶來相當的好處。……會加強人們對當局的不信任。”12月10日達賴喇嘛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說，“在今後5至10年來，中國將會實現民主與自由”，“要求得到民主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鎮壓民主從根本上講是違反自然的”。在其諾貝爾演講中，達賴重申了他關於西藏的五點和平建議，他說“西藏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隻有在得到國際保證下才有意義”。很顯然，他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尋求國際社會對他的保障與支持。
4.聯絡海外“民運”分子，共同開展反華活動。六四風波以後，領導國內動暴亂的許多“精英分子”流亡海外，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這一夥很快與域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勾結起來，共同從事反華活動。達賴集團也很重視。達賴說“西藏與中國難民之間的合作日益增大，從而會有助於中國的民主事業。我們現在在海外會晤中國人的機會增多了。我們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與民主，在中國與西藏難民之間正在建立新的更加密切的關係。”
反華勢力沆灌一氣，真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這也是達賴集團在六四風波後進行分裂活動的一個新動向。
國際西藏年
進入九十年代，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的海灣戰爭，南斯拉夫因民族糾紛導致的內戰，以及蘇聯加速解體而形成的獨聯體等大事對未來的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影響。西藏流亡集團也瞄準了這一曆史性變化，在國際上展開了新一輪攻勢，企圖進一步擴大西藏問題的影響，使之國際化。九十年代第一個重要活動就是流亡集將1991年定為“國際西藏年”（1991.3～1992.3）。達賴再次加強對歐美國家的出訪，並在世界許多國家舉辦“西藏展覽”和藏戲演出，召開國際性藏學討論會，為流亡集團大造聲勢。
199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劃時代的文件，它標誌著包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清除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使西藏獲得了解放。它也為未來西藏確立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奠定了基礎。協議的簽字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批準，受到十世班禪的熱烈擁護和十四世達賴的認可。但是1959年3月，達賴集團逃亡國外後，為了從理論上尋找其從事分裂活動的根據，對十七條協議進行誣蔑，說這是一個“城下之盟”，是“非法的、無效的”。在“國際西藏年”裏，他們在一係列國際活動中老調重談，攻擊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綜觀一年的活動，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麵：
1.達賴再次出訪歐美，突破政府首腦不接見的慣例。直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令流亡集團大為頭疼。因此，他們妄圖在新一輪外交攻勢中爭取突破西方大國政府首腦不接見達賴的慣例，以期取得某些成功。1991年3月17日達賴抵英國活動，會晤了英國大法官一梅傑內閣閣員，而且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首席法官，上議院議長麥凱勳爵。3月19日查爾斯王子會晤達賴，3月20日達賴會見下院議長伯納德·平瑟希爾。但是英國首相梅傑拒絕會晤達賴。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沒有一個政府承認這個政治實體，而且我們同它沒有往來”，“我們認為西藏獨立是不現實的，鼓勵此事也無補於事”，“達賴與梅傑之間的會晤會被解釋為國家的行為”對此達賴本人頗為不滿，他說：“我感到一些國家對中國采取了不必要的過分謹慎的態度，”英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不能令人滿意。”
3月25日達賴訪問美國，在康納爾進行了為期3天的逗留。4月16日達賴與美國總統布什進行了半個小時的會談，他們討論了西藏的一般情況。4月18日達賴在美國會會見美眾院議長和參院多數黨領袖後向多達200名國會議員和其它貴賓講演。達賴呼籲美國對中國政府采取更強硬立場，要把雙邊關係同人權和民主聯係起來。布什會見達賴，突破了美國政府首腦不與達賴接觸的慣例。這也為西方其他國家政府首腦會晤達賴開了一個惡例。1991年12月，英國首相迫於國內人士的壓力，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了達賴。達賴稱這是“一次極為愉快的會見，他感到特別高興”。
美英首腦會晤達賴，對流亡集團而言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一方麵，達賴由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麵，在這些會晤中，達賴掌握了西方政府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並了解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如在梅傑會晤達賴時，英國首相就向達賴通報了他於9月訪華時與中國總理李鵬會晤時談西藏人權的問題。
2.舉辦“西藏”展覽，召開國際藏學會議，宣傳西藏問題，這是流亡集團在“國際西藏年”的一項重要活動。其目的是為了與中國為紀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而舉行的一係列國際展覽及演出抗衡。在流亡集團舉辦的展覽、演出及研討會中，達賴親自出馬，擴大□□□年2月訪問捷克時，達賴專門前往《西藏攝影展》□藏的關注。在展覽會門前，達賴問“這裏為什麼有□，婦女答道都是來看達賴喇嘛的，我出於好奇，想看看□”另一位姑娘則說：“過去從未聽說過達賴喇嘛的名字，報紙電視台都說，他是總統請來的客人，我就想看看他。”達賴正是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榮譽，以外國首腦客人的身分，影響著世界媒介，吸引著人們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他真是一個出色的廣告商。1991年11月，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了一次藏學討論會、探討“中國與西藏”關係問題。有趣的是，不僅達賴參加了，而且海外“民運領袖”方勵之也參加了，兩位“貴賓”，同台辯論，引人注目。
流亡集團對中國在國外的藏戲演出及有關文化活動進行衝擊和幹擾。如1991年10月，中國四川歌舞團應邀赴印度訪問演出。10月2]日，在新德裏舉行首場演出，其中有藏戲雙人舞。流亡的分裂主義分子幾十人聚集劇場外示威。甚至有人衝上舞台抗議，破壞演出。這樣的活動是與流亡集團其他的破壞活動一脈相承的。
3.開展以“西藏人權問題”為中心的宣傳攻勢。宣傳“西藏人權問題”是流亡集團攻擊中國的主要目標之一。在國際西藏年，其人權攻勢具有新的內容與特點。一是加強專門從事宣傳西藏問題組織的活動；二是開展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西藏決議為中心的國際活動；三是將西藏問題由人權問題上升為自決問題。
流亡集團在美國成立了許多專門宣傳西藏問題的利益集團（Public Interest Group），其中有一個名叫戶援西藏國際運動（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成立於1988年，在美國注冊，以華盛頓為基地，以遊說國會為主要活動內容。其“組織簡章”說，“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的主要活動是：就西藏問題，進行調□資料，向國會各機構進行遊說聽證，以促進西藏的人權。其□則是：幫助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取得關於目前西藏情況的準□料；西藏是被中國官員占領的殖民地，西藏的資源被中國大量□走；西藏作為國際法上的“民族”享有自決權；西藏是一個擁有獨特語言、文化和宗教的被占領國家，中國政府對此負有特殊的人權責任；中藏之間應就解決西藏問題進行對話。這個組織在遊說國會的活動中特別賣力。現在已成為國會了解西藏問題的主要反麵渠道之一。它給國會議員寫信要求國會通過有利於達賴集團的議案，幫助國會議員起草、傳遞致中國領導人的信，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其成員還經常舉辦講座，提供所謂關於西藏人權的最新消息與背景材料。到目前為止，這個遊說集團已取得了某些成績。在他們鼓動下，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建立“美國之音”的藏語廣播；給移民美國的藏人提供簽證；為流亡藏人提供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1991年，聲援西藏國際運動主席是洛迪·嘉裏，主任是米歇爾·波拉。
流亡集團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展活動，是隨北京六四風波後西方加強對華人權攻勢而開展的。六四風波後，西方在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並企圖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一個譴責中國的決議，西藏分裂集團見有機可乘，加緊了在聯合國人權會的活動。1990年3月第46屆人權會上，西方製造的所謂中國人權決議案被否決。在1991年8月人權會小組委員會上，西方國家通過秘密投票搞了一個西藏人權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向中國政府呼籲中國政府就西藏人權狀況提供說明。流亡集團為之感到歡欣鼓舞，在日內瓦加強活動，調兵遣將，企圖在1992年第48屆人權會上搞一個關於西藏人權的正式決議。達賴集團將洛迪·嘉裏從華盛頓調派到日內瓦，配合其歐洲辦事處作人權會各成員國工作。並打著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在人權會煽風點火，攻擊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流亡集團在聯合國人權會的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正當其“國際西藏年”結束之即（3月5日），第48屆人權會在3月4日晚表決通過了對中國不采取行動的動議。“國際西藏年”宣告破產。
在蘇東劇變之後，達賴集團將所謂“西藏人權問題”的宣傳上升到“民族自決”。胡說“根據國際法的原則；西藏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西藏人民遭受著一種形式的殖民或外國統治”，“在中國統治下，西藏人民不斷受到對人權的侵犯”，“在西藏問題上聯大第1723號決議承認的西藏人民自決權”，是壓倒一切的，包括保護領土完整的原則。達賴出訪東歐，鼓吹從東歐的自決中看到“西藏擺脫中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