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和東歐發生了戰後曆史中最根本性的變革。從1989年到1991年這短短的二年多時間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紛紛易手，國家改變顏色。波羅的海三國宣布獨立，蘇聯政局動蕩以至國家解體。這一切標誌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和冷戰的終結。在西方國家高唱“和平演變”的凱歌聲中，達賴喇嘛也將其國際活動的觸角伸到了蘇聯和東歐國家。他出訪了劇變後的東歐列國，大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並以東歐劇變為例，惡毒謾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權，指責中央政府沒有跟他舉行談判的誠意，並鼓吹要“從東歐變革中看到西藏擺脫中國的希望”。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西藏問題的產生是本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產物。長期以來，流亡國外的西藏分裂集團蓄意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蘇東劇變後則更是把鬧西藏獨立與反共、反社會主義結合到了一起。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員，蘇東劇變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吸取。同時，蘇聯、東歐大多數也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因素在其劇變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記取其教訓，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有重要的意義。
東歐、蘇聯各國共產黨政權相繼易手，發生如此激烈的政局變化，原因是多方麵的，每一個國家劇變的原因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說來，主要是以下幾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第一、執政黨建設以及黨的領導出現失誤，長期積累，引起群眾強烈不滿。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普遍忽視黨的建設，放鬆對黨員的要求，導致黨員素質下降，不少黨員、幹部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喪失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嚴重脫離群眾。而群眾本是黨執政的根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幾十年來，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在領導上也發生了不少失誤，如長期推行單一的蘇聯模式，實行高度集權的體製，壓製民主，阻礙經濟的發展，而且在出現錯誤以後，黨又不能及時承認並糾正錯誤。如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波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事件發生後，這些國家的黨都未能勇於糾正錯誤，導致在人民心裏留下的創傷久久不能愈合。一旦遇到合適的環境，就很容易爆發出來。
第二、戈爾巴喬夫推出的“新思維”，在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中造成混亂，黨內一部分人主張民主社會主義，推行民主化、公開性，麵臨反對派的進攻，節節退讓，為反對派上台提供了時機。
第三、自冷戰以來，西方勢力就沒有放鬆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在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麵臨困境時，它們更加緊了和平演變攻勢，或搞宣傳戰、攻心戰，或以經濟援助的要挾，對各國內部的反對派則大力扶持。在蘇東劇變中，和平演變是一劑很強的催化劑。
第四、近年來，蘇聯、東歐各國經濟持續滑坡，物價狂漲，商品匱乏，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甚至得不到滿足。經濟狀況的不斷惡化難免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發展前途以及對黨的領導能力產生懷疑。與此同時，西方優裕的物質生活則起到了極大的誘惑作用。人心思變。經濟困境加劇了政治矛盾。如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戰前是世界最發達的10個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名列世界第七，現在則淪落到第28位。經濟的落後刺激了人們對國家體製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悲觀。
第五、蘇聯國內有100多個民族，東歐也大多是多民族國家。在蘇東劇變中，民族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蘇聯等國最先出現社會動蕩時，導火索都是民族問題。35民族矛盾又是導致南斯拉夫內戰，加劇蘇共、捷共垮台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