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冷戰時代，與我國同處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東歐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基本上采取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國建國之初，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在中國外交中占居首要地位。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都有相當大的開展。在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與蘇東集團相互配合與支持。朝鮮戰爭中，蘇聯支持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譴責聯合國通過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是“可恥的提案”。1954年中蘇在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時，協調行動，為恢複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貢獻。對中國爭取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蘇聯一貫給予堅決支持。同時對蘇聯提出的一係列國際和平倡議，中國也及時予以響應。中國與蘇東集團的這種密切合作也體現在西藏問題上。
在五十年代，蘇聯一直支持我國政府關於西藏的政策。“直到1960年8月中蘇關係破裂之前，莫斯科的公開觀點是和北京共鳴的”。莫斯科的觀點，在1959年西藏分裂集團出逃印度、呼籲聯合國幹涉問題上明確表現出來。
1959年3月，拉薩武裝叛亂失敗後，分裂主義分子出走印度。他們立即致電聯合國，呼籲國際幹涉。西方國家企圖插手西藏問題。1959年夏秋之間，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對所謂“西藏問題”進行了調查，並寫了調查報告，誣蔑中國犯下了“有意全部或部分消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一個宗教集團的嚴重罪行”，胡說“盡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確，“但無論是從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不受中國統治”。並呼籲聯合國討論西藏問題。在1959年9～10月間的第14屆聯合國大會上，愛爾蘭和馬來亞等小國受美國的控製，提出討論西藏問題，認為“西藏的古難主要涉及的是人權”，並發言攻擊中國政府。
對於美國操縱聯合國的表決機器，利用“西藏問題”整中國，我國政府以及知名人士提出了批評和譴責。1959年12月21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和政協北京市委員會聯合舉行有一萬人參加的大會，班禪大師、帕巴拉·格烈朗傑、阿沛·阿旺晉美等在會上作了關於西藏工作的報告，一致譴責美國強迫聯合國討論所謂“西藏問題”。
1959年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仍未得到恢複。麵對美國操縱的無理指控，蘇聯代表西裏·庫什涅特索夫當即給予反駁。認為這個指責是毫無可信的，它企圖“利用聯合國以達到加劇冷戰局勢的目的”，並指出事實上根本不存在“西藏問題”，提出這一問題純屬杜撰，目的是要惡化國際形勢和聯大的氣氛。
蘇聯代表的觀點得到了聯合國大會與會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代表強有力支持，紛紛指出這個問題“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事務”，在聯合國討論這個問題完全是“對中國粗暴、無理的幹涉”。
六七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西藏流亡集團也曾想利用中蘇交惡，謀求支持。但蘇聯也沒有公開表示支持西藏流亡集團的分裂活動。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逐漸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友誼加強。在西藏問題上，蘇東國家也表現出尊重中國政府的觀點。這一點可以從塔斯社的一篇報導中看出。1987年美國會參議院通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後，塔斯社作了如下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西藏的一切事情均屬中國的內政，不許任何人幹涉”，“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今天駁斥了美國國會中一批攻擊中國和中國中央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的政策的教唆者的反華活動。……美國國會議員惡毒攻擊了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采取的民族政策，硬說達賴喇嘛的‘五點計劃’是為解決西藏問題、解救西藏人民的苦難而采取的曆史性步驟……”從這些報導中的提法和用語我們可以看出，塔斯社的報導與我國立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