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之前，西藏分裂集團進行國際活動的重點在於西歐北美等地區的資本主義大國。隨著東歐劇變，社會主義的嚴重挫敗和蘇東國家共產黨的垮台，西藏分裂主義分子迅速展開了對蘇東國家的外交攻勢。達賴喇嘛頻頻出訪東歐列國，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各種政治勢力沆瀣一氣，聯合起來，以“人權”為幌子，攻擊社會主義中國，鼓吹“西藏獨立”的謬論。
由於蘇東劇變具有強烈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也由於民族因素在蘇東劇變中起了重大作用，達賴喇嘛在其蘇東之行中把鼓吹“藏獨”的分裂主張與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宗教問題聯係起來。因而他的蘇東攻勢具有較強的煽動性和政治性，在蘇東朝野獲得了較多的掌聲與喝采。
事實上，早在七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時期，西藏流亡集團就曾呼籲蘇聯給予幫助，企圖利用中蘇交惡撈取好處。在七十年代，中蘇關係的中心問題是蘇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蘇聯不僅布重兵於中蘇邊界，派軍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而且在1978年11月與越南簽訂了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支持越南的侵柬反華政策，並出兵占領阿富汗。這樣從北南西三麵對中國形成軍事包圍之勢。為了伸張正義，支持柬埔寨人民的反對越南侵略鬥爭，捍衛我國南方邊疆的安全，1979年春，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對越自衛還擊戰。中越邊界戰爭也是對蘇越同盟的挑戰。此刻的中蘇關係出現十分緊張的狀態。蘇聯一方麵在中蘇邊境地區進一步增兵對華施加軍事壓力；另一方麵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哈爾拉莫夫在安理會辯論中越邊界戰爭時，發表攻擊中國的講話，以配合蘇聯支持越南侵柬反華的政策。這位代表不僅在中越邊界戰爭問題上攻擊中國，而且還別有用心，發言指責中國占領了西藏和印度的部分領土。
蘇聯代表的發言，標誌著蘇聯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出現了某些微妙的變化。因為蘇聯過去一直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出現這種微妙的變化，西藏流亡政府也要加以利用，向蘇聯尋求支持。1979年3月8日，在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印度前夕，達賴喇嘛發言人紮西旺堆呼籲蘇聯給予流亡集團“政治上的支持”。他談到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批評中國“占領西藏”時說：
迄今為止，蘇聯過去一直是支持中國人關於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提法。蘇聯導人已經認識到中國人在西藏不幹好事，並了解到事實的真相。達賴喇嘛歡迎蘇聯態度的這一轉變。
與此同時，激進的西藏青年大會為了討好柯西金，還組織了歡迎人群，打著反對中國的橫幅標語，在柯西金從機場乘車致印度總統府的路上向他致敬。西藏青年大會致柯西金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向他們提供財政、戰略和其他物質幫助，以便他們進行反華遊擊戰。這是流亡藏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聲明要求蘇聯幫助，引起分析家們的注意。然而，在整個八十年代，隨著中蘇緩和的逐步發展，流亡集團並沒有得到蘇聯的援助。相反蘇聯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又站在了中國一邊。
但是自八十年代末開始，隨著蘇聯東歐集團根本瓦解以及蘇東國家對社會主義的放棄，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西藏流亡集團乘機開展對蘇東的活動。主要表現以下方麵：
1.達賴加強對蘇東國家的訪問，大肆攻擊中國，鼓吹獨立，謀求新支持。1990年2月，達賴出訪了捷克斯洛伐克，4月到達匈牙利布達佩斯活動，7月在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三天的“私人訪問”。1991年9月、10月，又訪問了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國。在捷克官方為達賴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達賴聲稱“我的祖國被占領40年目前的自治無任何意義，完全受中國人的控製”。1990年4月達賴在歐洲議會發表講演時說：“西藏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僅僅幾年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略和占領，今天當我們目睹東歐發生的變革時，我們也應該為纏繞著西藏的殖民伽鎖作證西藏人民無疑擁有享受自由和快樂的權利。西藏——它在文化、種族、地理和曆史方麵都與中國截然不同——有權決定其自己的命運，就象其他淪為殖民地或遭受迫害的民族所做的那樣。”1991年10月達賴訪問保加利亞時對記者說：“西藏的情況仍然很嚴重，那裏仍在發生毆打藏民事件，那裏存在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這段時間達賴頻頻加強出訪，大肆攻擊中國政府，有意誣蔑西藏的人權狀況，就是為了贏得剛剛易手的蘇東國家的同情和支持。正是由於這些國家改變了顏色，達賴才有機會尋求它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