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就是美國整古巴一例。在第43屆人權會上，美國代表一開始就咄咄逼人，拋出古巴人權問題提案，指責古巴沒有人權與基本自由，要求將這個問題列入下屆人權會議議程。美國還讓幾位古巴持不同政見者到會發言攻擊古巴。並以經濟手段向一些弱小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以支持其提案。雖然美國苦心孤詣，但因其不得人心，失道寡助，美國的古巴人權問題提案未獲通過。
在人權會上，西方國家還借機鼓吹私有製，攻擊公有製。在第43屆人權會上，美國代表提出了個人財產權決議草案，並引用《世界人權宣言》第17條第2款“任何人之財產不容任意剝奪”為其佐證。美國的提案用意十分明顯，就是企圖利用人權問題攻擊社會主義公有製。美國的提案雖獲通過，東德提出的強調尊重各種所有製的提案亦獲通過。因而抵消和平衡了美國提案的影響。
國別人權問題一直是人權會議最為敏感的議題之一。西方國家對此尤感興趣，它們動員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指控發展中國家侵犯人權。在43屆人權會上有42個國家被西方點名指控，其中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發達國家以“人權衛士”自居，利用國別人權問題攻擊他國，是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的。在43屆人權會上，它們攻擊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東歐國家。但是在東歐劇變後的1990年第46屆人權會議上，西方對東歐的指控明顯減少。相反，西方社會還歡呼東歐國家共產黨的垮台是“人權的勝利”。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國際人權聯盟提交46屆人權會的報告即說：“1989年是自決權取得巨大進步的一年。國際人權聯盟滿意地注意到東歐的發展……大眾抗議的浪潮帶來了政治重組。”由此看來，西方社會關注國別人權，重視審議東歐國家的人權狀況，與其說是它們關注人權問題本身，還不如說是利用人權問題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反對共產黨。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立場的變化，更有力地說明了國際領域的人權活動被西方廣泛地利用來反社會主義，也說明了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控製和反控製、顛覆與反顛覆的國際政治鬥爭。
八十年代開始，我國采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許多西方人士認為這是中國朝著“西化”的道路邁出了第一步。因此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似乎不甚關切。它們擔心攻擊中國會適得其反，使它重新回到“強硬路線”上去。但是至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息拉薩騷亂。此時，尤其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之時，西方就在人權問題上大做中國的文章，誣蔑我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攻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胡說平息動暴亂是大規模踐踏人權。例如，在1988年第44屆聯合國人權會上，美國“亞洲人權觀察”組織散發了名為《西藏的人權》小冊子，無端地攻擊我國的西藏政策，並批評美國政府隻注重發展兩國外交關係，而忽視西藏人權問題的嚴重性。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後，西方政府也加入了攻擊我國西藏政策的反華大合唱中。而那些受西方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更起勁地攻擊中國。前麵提到的國際人權聯盟在1990年第46屆人權會上，利用香港反共刊物《爭鳴》的不實之詞，誣蔑我國在1989年3月平息拉薩騷亂中殺害256名藏人，還胡說自1949年以來有120萬藏人死於中國的侵略與占領。在1991年第47屆人權會上，這個組織的代表在口頭發言中又攻擊中國在西藏、新疆侵犯人權，並借海灣戰爭之機判處動亂分子，還指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現得軟弱無力，不敢對中國采取製裁措施。
綜上所述，我們從聯合國係統可以看到，國際領域的人權問題，反映了不同社會製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是當前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控製與反控製，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我們不能為西方“天賦人權”的動聽口號所迷惑，要警惕西方借“人權”口號、行“和平演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