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精要
我們所描繪的城邦，是一座理想的家園，但在地上無處可尋。或許在天上建有這樣一座莊園的典範，舉凡看到它的人，都想成為那裏的居民。至於它現在還是將來存在，都無關緊要。
作為蘇格拉底（公元前469-399）的學生和亞裏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老師的柏拉圖，生於第88屆奧林匹克賽會期間，據說柏拉圖的原名叫阿裏司托克勒，體育老師見他肩膀“寬闊”就稱他為柏拉圖（寬闊之義）。從家譜來看，柏拉圖出生於雅典的一個貴族家庭，從母親的血統推算他是梭倫的第六代傳人。柏拉圖是伴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404）而成長起來的，他生活的時代也正是希臘古典文明發展的黃金時代。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雅典和斯巴達為奪取古希臘的領導權的戰爭，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兩個聯盟之間經曆了27年的長久戰事，致使希臘社會由繁榮開始走向衰落。蘇格拉底以戰士身份更是把這場戰爭的始末看得明明白白，而柏拉圖本人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已經23歲，自然也就能以成熟的眼光目睹了這場戰爭的餘波，並承受著這場戰爭帶來的後果。隨著戰爭的推進和雅典的失敗，也暴露出希臘奴隸社會固有的全部矛盾，如奴隸與奴隸主之間，自由民各階層（民主黨與貴族黨）間，兩個同盟集團間，盟主國與同盟國間，這些矛盾加劇了古希臘的衰落。
伴隨著雅典的民主政治由盛轉衰，在柏拉圖僅師從蘇格拉底七八年光景以後，他們的友誼就成為曆史了。因為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宣判蘇格拉底死刑，這是哲學和人類整個精神家園的災難日。對於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28歲的青年哲學家來說，老師被為之無私奉獻的政治社會處死，這個打擊無疑是當頭棒喝。而圍繞著這事件前後，雅典的政治生活更是一片混亂，先是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接著“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製度，僅存8個月的短命王朝又被卷土重來的民主政治推翻。但恰恰是這種民主製度讓蘇格拉底成為犧牲品。這件事與後來的耶酥受審一樣，成為曆史上第一樁冤案和後世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一連串事件使柏拉圖由酷愛政治生活的前台歸隱到哲學的幕後，尤其是“對蘇格拉底的定罪，當即整個地破滅了他想在祖國傳統的社會組織的基礎上作一番政治改進的希望。”於是柏拉圖在此後的三次（公元前388年、367或366、361年）西西裏之行中，試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雅典以外的城邦中加以實施，在第一次西西裏之行失敗後，他回到雅典，在雅典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後來英文的學院academy和學術academia二詞就是由此而來）創立了以治學救國的學園。
柏拉圖繼承了他的老師的思考方式，把關注的中心由自然科學、對象性客體、宇宙學、天文學轉變到人、人類社會和城邦發展上來。關注城邦公民各種道德狀況並積極設計理想城邦。他的努力至少在事實上反映出兩個方麵的困境和兩種需求，第一個困境是整體性的公民道德水平是值得憂慮的。從而就引發了第一個需求：怎樣的生活才是道德的生活和幸福的生活？第二個困境是城邦政治製度設計不能滿足實際生活的需要，於是就有了第二個需求：什麼樣的城邦才是正義的？當蘇格拉底關注第一個問題的時候，勇敢、虔誠、正義、節製等道德概念在他的視野之內，但城邦的正義、幸福還沒有作為整體性的要求呈現出來。而在柏拉圖那裏，城邦的正義和個人的正義就變成了具有同構性的正義話題。如果說蘇格拉底是讓雅典保持清醒和理智的牛虻，那麼柏拉圖則是給雅典乃至整個希臘世界開出醫治藥方的醫生。他一生沒有放棄對城邦的治療責任，更不願意留下什麼未竟事業，“我想自己若是由於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而蒙羞，必定也會使哲學蒙羞。”（《書信第7封》329B）他的事業的最輝煌表現就是對共和國的籌劃。
從大的方麵說，這個偉大的哲學家的思想是愛琴文明的直接產兒，從小的方麵來說，柏拉圖的思想主要有三個來源：（1）早期自然科學中的本體論和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個時代的自然科學成就是相當驚人的，作為科學之父的泰勒斯，據說預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那次日食，再有泰勒斯是第一個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水”的人，而在泰勒斯之後的哲學家，似乎都喜歡與身外之物打交道。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左右—前547或前546）是第一個發明了日晷指時針以及第一個試圖繪製大地和海洋輪廓的人，並提出了“阿派朗”概念，這個阿派朗的地位是與泰勒斯的“水”的概念是在一個層次上，都屬於本源性概念；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6或前585—前526或前525）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學生，他在老師的基礎上提出了“氣”的本源說，他認為通過“氣”的冷、熱、潮濕運動，逐漸生成了世界萬物；在此之後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前470）則認為萬物皆源於“火”，由火轉化成萬物，萬物又複歸火；“一切皆流，無物常駐”，“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事物總是在一定分寸上或尺度上運動變化。這些思想都直接地影響了柏拉圖。（2）畢達哥拉斯派的數學成就。數學作為抽象思想表達的最重要手段，幾乎支配著柏拉圖全部的哲學，正是在這種抽象的意義上，才確立了與現實世界分離的“相論”。（3）愛利亞學派的辨證思想。
《共和國》是柏拉圖30多篇對話中最重要的一部倫理學與政治學著作，也一部完備的烏托邦構想。對話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富豪克法羅（Cephalus）家舉行，參與對話的重要人物有：格勞孔（Glaucon，柏拉圖的兄長）、阿德曼圖（Adeimantus，柏拉圖的另一個兄長）、克法羅、玻勒瑪庫（Polemarchus，克法羅的兒子）、李西亞（Lysias，克法羅的兒子）、歐西代莫（Euthydemus，克法羅的另一個兒子，抒情詩人）、塞拉西瑪庫（Thrasymachus，智者）、克雷托豐（Kleitophon）等人。
“作品內容”
研究正義問題的方法
柏拉圖采用先破後立的方式，先否定那些傳統的正義觀，然後在靈魂觀的基礎上，借助於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與城邦三個階級的類比來說明正義的實質。
（一）對常識正義觀的批判
（1）關於“正義就是歸還屬於他人之物”。在第1卷中，那位中途借故退出對話的老人克法羅，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財主，就對生活的感受而言，已經對清心寡欲、平息內心的欲望有足夠的體悟，主張正義就是“不要欺騙別人，哪怕不是故意的也不行，不要存在作假，不要虧欠神的祭品，不要借債不還”（331B，後文凡引《共和國》的隻列出邊碼）。
（2）關於“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塞拉西馬庫一亮相就為他的觀點埋下了伏筆，從“幾次想插話受阻”到“再也無法保持沉默”，然後是“一個箭步”衝到蘇格拉底麵前，“好像一隻野獸要把我們撕成碎片”（336B），塞拉西馬庫趾高氣揚地亮出了“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的觀點（338C）。
（3）關於“無人自願做正義的事”。隨著格勞孔的加入，正義已經不是一個關於權力、財富的問題，而是變成一個心理認同的問題。他通過對心理的描述來強化“無人願意為正義的事”這一庸俗的正義觀。我們顯然必須從格勞孔所轉述的那個關於戒指的神話故事（359D以下）說起：一個牧羊人由於機緣巧合獲得了一個可以靠轉動戒指的朝向就可以隱身或現身的金戒指，他最終靠戒指的隱形功能，勾引王後，與王後合謀殺害國王，霸占了整個王國。問題就從這裏開始：假如一個正義的人和不正義的各戴上一枚戒指，當他們擁有這種超人的能力時，他們可以穿門越戶、作奸犯科、殺人劫獄，更不用說隨便拿別人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個正義的人在此特殊情況下對正義的理解與“以前他所理解的正義”還能保持同一嗎？這就把問題引向了最具有衝擊力的兩股張力之間。最終結論隻能是：“無人自覺自願地實行正義，人們實施正義總是由於受到約束”、“做不正義的事情對於個人來說比做正義之事更有利”（360C、D）。
（二）靈魂正義
不管是柏拉圖研究城邦的正義還是個人的正義，其起點都在靈魂這裏，所以如下說法並無不妥當，靈魂觀是整個柏拉圖正義論的“靈魂”，簡單探討柏拉圖的靈魂觀是深入研究他的正義理論的基礎。靈魂的健康就是正義。柏拉圖首先采用“三分法”來劃分靈魂，並在正義的意義上來研究靈魂，最終把靈魂的和諧關係推進到城邦正義中，把原來理性與非理性的二分中的非理性部分改進為“精神”與“欲望”兩個部分。在“三分法”中我們在什麼意義上來理解“精神”，如果它僅僅體現為勇敢、義憤等德性，或者體現為適度的激情，那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區別於“欲望”和“激情”，這始終是一個問題，先存而不論。就理性與肉體的關係而言，三分法與二分法下並無本質的區別，隻是在三分法中要確立理性的絕對主導地位，這也是在健康靈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欲望、精神與理性三分係統中，它們仿佛都變成了一個“準自製”（semi-autonomous）術語，每一個部分都有自己的欲望、快樂與痛苦，隻是這種“準自製”不是封閉的，在開放中他們最終都要適合於那個最高的理性統治。就三部分的功能與關係來說是複雜而微妙的。柏拉圖索性借助神話來說明這種複雜關係，他把欲望部分比喻為一隻複雜的多頭怪獸，長著狂野和溫順之頭，還可以隨意變換，長出新的頭來；激情猶如一頭獅像，理智猶如一個人像。這三者合處於一個人形的外殼中，並構成靈魂整體。主張行不正義有利說的人，會放縱內心的多頭怪獸（欲望）與獅子（激情），使兩者為所欲為，相互吞並殘殺而同歸於盡。主張行正義有利說的，會讓內心的人性（理智）處於主宰地位，管好那隻多頭怪獸，像農夫為栽培禾苗而鏟除野草一樣。同時，還會把獅性變成自己的盟友，一視同仁地照顧好大家的利益，使各個部分之間和睦相處，促進各自的發展（588B-589B）。這種較量，就本質而言是人性與獸性的較量，正義之舉也是人性中的神性部分管製的結果，卑鄙放縱的行為則是本性中的溫順部分受到野性部分的奴役。這種衝突和較量最終需要實現一種均衡，這種均衡既表現為數學上的比例恰當，也具有音樂上的和諧特性。對身體來說，當靈魂的幾個部分處於和諧狀態時就表現為健康，這種健康就是正義。“當整個靈魂接受靈魂的愛智部分指導，內部沒有紛爭的時候，結果會使靈魂的每個部分都在各方麵各負其責，都是正義的，每個部分也享受它們各自特有的、恰當的快樂，在可能的範圍內享受真實的快樂”（576E-587A）。就整體靈魂來說，這三個部分一直處於調整、打破平衡與重新恢複平衡的過程中，而靈魂的和諧狀態總是短暫的，所以理性的使命是一個無終止的行為，理性隻能在睡眠時獲得短暫的安息。作為中間性要素的“精神”它具有牽動兩個端點的能力，一個鬥誌高昂的人，既可以表現為有理有節的戰鬥風格，也可以暴跳如雷，完全陷入一種無節製的複仇狀態。所以，既要具備高昂的精神，又要非常節製而仁慈，這就需要靈魂的自我矯正與自我調整。一個正義的人的靈魂，在其中起作用的理性會把這個擁有它的主體塑造成虔誠、有社會責任、願意用自己的行為換取他人的福祉。因為“偉大的人既不關注自我，也不在乎自己的附屬物，而是關注正義”（《法篇》732A）。他們是哲學的發展軌跡，也是人類尋找精神家園的坐標。
論正義的城邦
（一）正義就是做自己的事
當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等人探討完勇敢、節製和智慧之後，蘇格拉底說：“現在是時候，我們要像獵人包圍野獸藏身處一樣密切注視正義，別讓它從我們視野中溜走和消失。它顯然就在附近”（432B）。柏拉圖不光要與幾種常識正義觀決裂，而且準備走得更遠，最終他在新的高度上對正義做了新的闡發：正義就是做屬於自己的事情，每個生活在這個城邦裏的人都必須承擔起一項最適合他的天性的社會工作，隻做自己的職業而不兼做其他的職業（433A）。如果“做自己的事情”僅僅意味著“一個人，一種職業”，柏拉圖將永遠不會想到用它來作為“正義”的定義。要深入正義的實質，還必須有進一步的限製。“做自己的事情”絕不意味著封閉在一個行為中就可以獲得正義的內涵，就它的限定指向而言，它既指向行為方式，也指向職業，更指向一種心理狀態（以何種方式、情緒、感受、責任心對待工作），即各種靈魂狀態。行為正義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概念，處於一個比較的開放係統中。如果沒有經過比較、選擇，人們如何知道哪一種工作適合於他呢？而所有比較的尺度總是在自我與他人、自我與集體之間建立起來的。正義也是在這種社會交互尺度中建立起來的，“一個行為是正義的，當且僅當它被排除性地限製於尊重它能真實地影響所有人的權利”。無人可以占有他人的東西（433E），正義就是做屬於自己份內的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434A），“做某人自己的事”與“擁有某人自己的東西”具有緊密的關聯性。“做自己的事”在柏拉圖那裏還有“能力”和“社會效益”方麵的限製。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做那種能在單位時間內獲得最大收益的事務，或者是做那種最能發揮出某人的社會效益的事務。適合於某人天性的事務與其他事務相比，必然意味著這種事務能產出最大的貢獻，使城邦獲得最大的幸福，個人也就達到最大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