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邦需要高貴的謊言
何為高貴的謊言（415？）呢？由統治者、輔助者、農夫以及其他手藝人組成的城邦，適宜當統治者的人身上摻有黃金，身份最珍貴；輔助者身上摻有白銀，身份次一級；農夫和其他手藝人身上摻有混合的銅和鐵。一般生產原則是金的父親生出金的兒子，其他同此。也不排除例外，農夫也可能生出金的兒子，金的父親也可能生出銅鐵的兒子。城邦的三個等級互不幹涉，每個等級都隻做自己的事務而不幹涉他人的事務，節製是第三等級的主要任務，勇敢是第二等級的主要任務，智慧是第一等級的主要任務。相反，那種生來就是工匠或商人在權力和體力等要素的誘惑下想進入軍人的等級，或者軍人想進入護國者行列，都是不正義的表現，最終必將毀滅城邦。
隻有各個階級做自己的事，才能確保城邦正義的實現。到此，這個大寫的城邦正義就清楚地呈現出來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把城邦裏發現的東西應用於個人（434E），看是否兩相符合。當“這種人和這種城邦的這種品質”（443B）一致時，也就是正義的人、正義的靈魂和正義的城邦獲得內在的統一時，正義的本質就全麵揭示出來了。如果把城邦中各階級的各司其職與個人靈魂中三個組成部分相比，靈魂的各司其職更具有本質性，因為隻有內在正義獲得實現，外在的城邦正義才有可能實現。這就要求一個人一定不能允許自己的靈魂的各個部分相互幹涉，做其他部分該做的事，隻有先成為支配自己的人，內部秩序先取得和諧，把多頭怪獸變成一個理性的人，城邦的正義才能實現。不正義自然也就是表現為靈魂的組成部分的紛爭、混亂、無序和病態，偏離各自適度的運作過程，這些常常通過不節製、怯懦、愚昧、無知等邪惡的行為表現出來（444B）。靈魂的正義與不正義的界分在於理性、欲望和精神三者是誰處於支配地位，理性處於支配地位就是正義的，而欲望和精神處於支配地位就是不正義的。城邦的正義與不正義的界分則表現為各個階級是不是做適合自己天性的事，做適合自己天性的事就是正義，否則就是不正義。從這種類比中，柏拉圖的結論是：國家的智慧和個人的智慧是相同的；同樣，國家的勇敢和個人的勇敢也是相同的。其餘的美德也都是這樣。正如外在行為方麵，正義是每個人做他應做的事情，同樣，在內心生活方麵，正義就是精神中的每一環節享受它應有的權利，不讓別的成分幹涉它的事務，讓它們各如其分，各安其所。
（三）愛智與城邦管理者
正義城邦中的個人，必須在利益、榮譽與智慧三者中作出正確的選擇，才能把自己塑造成正義的人並使靈魂健康。這既是一個有關快樂的標準，也是幸福的標準，更是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和城邦的三個階級是不是依從正義原則的檢驗。
對於愛智者、愛勝者、愛利者三種人來說，在它們之間必須確定一個等差序列。如果分別就三種人的立場來判斷，則會有三種關於善、幸福或正義的判斷標準。欲望與愛錢、愛情相關，把靈魂的這一部分稱之為愛利者。在他們看來，有利益是最快樂的事情，而榮譽和學習則沒有任何價值，除非它們能帶來金錢；想出人頭地和好名聲的，與靈魂中的激情和精神相關，我們稱之為愛勝者。在他們看來，有名聲和榮譽最快樂，而視追求金錢和財富為庸俗和低級，但把學習帶來的快樂視為空談；對於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部分來說，可稱為愛智者（或哲學家），他們隻認為與把握真理和真實存在相關的學習是最快樂的，而其他的快樂都不真實。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三者中明確地劃定一個尊卑界限，對於愛利者來說需要確立的原則是：利益是好東西，但獵取的手段不當則是不善，因為求利總應立足於美德，否則，擁有一切財富也是可恥的、罪惡的；財富應該比較適度；依法獲取財富。對於愛勝者的限製原則是：對朋友和他所要照顧的人要平和而溫順；對敵人要無情而勇敢；行為以法律為界限；把義憤控製在適度的範圍內；遠離財富、金銀；在神聖的區域內集中生活。對於愛智者來說，是不需要法律的，因為智慧就是法律，他們也鄙視無節製的財富和榮譽，他是一個渴望與至善照麵的人，他因“見到至善而受激勵，他將同樣經得起人生的一切不測事件；由於有一種美德，他就必然有一切美德”。
從有關最終的快樂和城邦與個人最大幸福的立場，愛智者的身份和地位必須高於愛利和愛勝者，一個正義城邦也必須由哲學王治理。“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那些我們現在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人能夠用嚴肅認真的態度去研究哲學”（473D），否則國家就永遠不得安寧。柏拉圖這一構想並非是在塑造一種權力結構，而是營造在政治正義的環境，任何看到這一主張的人就想到王權意識的看法肯定是錯誤的。他是在構造一個正義而和平的世界，“他不能滿足於此岸政體的平麵羅列，他的政治思維是力圖穿透這一經驗的層麵，探求經驗事實後麵的先驗起源。他把追求知識的目的定義為追求至善，追求與彼岸相的融合，故而柏拉圖哲學王的實質是權力與相的結合，是一個至善王、道德王、一個等待權杖的教士、未穿上袈裟的上帝”。
（四）從“豬”的城邦到病態的城邦
（1）豬的城邦的基本狀況。簡單的城邦需要農夫、瓦匠、紡織匠、木匠、鐵匠、牧人、貨幣、商人和市場，此外還需要麵包師、釀酒師、縫補製鞋的人。人們從事著與他們的品性相適合的工作，而不從事其他職業，並在適當的時機介入工作。他們自給自足，不存在基本物質的匱乏，在這樣的城邦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簡樸勤勞。當城邦具備了這些基本的補給之後，人們就經常頭戴花冠，讚神頌詩，四季歡宴暢飲，安康無疾，安寧高壽，最後無疾而終，且把這種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傳下去。蘇格拉底把這樣的城邦稱之為“豬的城邦”（372D），當蘇格拉底這樣說的時候，他是在積極的意義上說的，因為至少“豬的城邦”還是一個健康的城邦（372E），也就是說，“豬的城邦”還不是一個探討正義的場所。
（2）病態城邦的發展走勢。接著我們就要步入一種發燒的城邦（病態的城邦），當靠背椅升級為睡椅，當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為調味品、香料、香水、歌妓、糕點等取代時，奢華的生活和欲望開始膨脹了，簡單的服飾需要刺繡來裝點，光有簡單的桌椅而沒有金銀首飾、象牙等各種裝飾品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生活的需要了（373A）。自足的局麵被打破了，新的需求不斷衍生出來，城邦人口規模、技藝種類、職業分工越來越多，土地、耕地開始短缺，搶奪臨近城邦的土地就在所難免。如果鄰邦也一樣放縱自己的欲望，隨便跨越生活必需品的界限，強占我們的土地，這樣戰爭、暴政、僭主政治等不正義行為就日趨白日化，邪惡的城邦激發了邪惡的靈魂和不正義的個人，雅典即是不正義的一個表現。
（五）理想的正義城邦
建立理想城邦最終是為拯救絕大多數人的靈魂服務的，“隻要我們能夠發現一個國家如何能夠最接近我們的描述，你就必須說我們已經發現了你想要的理想國家實現的可能性”。（473A-B）柏拉圖懷著一種熱切的渴望想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直到在晚年的著作中依舊對此反複思量，“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個在圖畫上看到某種高貴的生物，或者在看一種有生命卻一動也不動的真實動物，從而出現一種願望：要是它們運動起來盡興發揮它們所擁有的能力，那該多好啊！關於我們所描述的城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蒂邁歐篇》19B-C）
理想城邦的原型。理想的國家來自理性的靈魂，柏拉圖通過心靈的構造並借助於現實的城邦“賦型”於理想國。有人會說柏拉圖並不關心這種國家能不能存在，對他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592B）。對於這種“無關緊要”，其本來意思是說，由於理性國家是從心靈中構想出來的，“因此它從未建立起來過，卻因此而永久地建立了”。理想國的構造過程是依據哲學家的心靈來實現的，其實施也要依據哲學家，這絕對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心靈與實踐層麵的一致性要求的結果。既然理想是由天才哲學家提出，實施這種理想的人如果不是天才哲學家，就無法保證這一實施過程不走樣。如此一來，就在兩個意義上確立了理想國家的原型，一是心靈，二是天堂。但就理性終極能力來說，天堂裏的理想國還是服務人的心靈的構想。理想國的設計總不可能空穴來風，至少是柏拉圖自己所置身其中的雅典城邦是不理想的，借鑒雅典之外的城邦治理模式也就成為一個必要的生長點，尤其是對於輔助者的訓練與教育和兒童教育，與斯巴達的訓練和教育模式很相似。但現實的借鑒絕對不是主要的，這一理想模式最終還必須提升到心靈的意義上來認識。
理想國不是依靠法律來治理。在理想的國家中根本不需要法，正如在《政治家篇》中那個陌生人所說的那樣，法律永遠不能斷定什麼是最高尚的，對大家是最公平的，因為人與人，行動與行動之間是有不同的。沒有什麼東西在人的生活中是永遠不變的，為一切事物永久地規定任何簡單的規則是不可能的。單純依靠法律就會導致孔子所言的“民免而無恥”。盡管柏拉圖也沒有完全否認法律作用，但他優先看重的還是哲學和哲學家的作用，哲學家對正義城邦的治理就是要把流行的做法全部替換，從研究哲學開始起步（497B）。把哲學和政治聯結起來的重大課題，對哲學家提出了全方麵的要求，要求他們擁有良好的記性、敏銳的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製，否則他就不能恰當地去實踐理想（487A）。柏拉圖認為現實的政治家必須有三顧茅廬的精誠意誌，親自去拜訪或請教哲學家和知道如何統治的人，要像病人去求見醫生一樣，而不是統治者請求下屬讓他來統治。這潛在的暗示是，現實的政治都是某種疾病的患者，需要哲學家來治療他們。對於那些病重的治理者，他們不光不會去請哲學家“出山”，還會像不會劃船的水手一樣，把真正的舵手稱作廢物和望星迷（489C）。
治療與靈魂轉向
惡是一種靈魂的病態，不健康的城邦和不健康的個人最終都體現為靈魂的病態，治療病態的靈魂和使“靈魂轉向”（518D-E）的惟一途徑在於教育。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經曆確診病因、教育治療、靈魂自我轉向的艱辛過程。
（一）不幸是靈魂的紊亂
那些做了壞事的人，如果沒有接受正義的懲罰，那麼他就更加不幸福。凡是那些不是通過正義的渠道合理取得的某些東西或好處，隻要有背正義，在靈魂深處就永遠埋下了不幸福的種子。從哲學王的快樂是獨裁者、僭主的快樂的729倍（579E，587C以下，599AD）就能看出僭主的不幸之巨大。故在幸福的基本變量上，柏拉圖給我們提供了三個標準，對應於前麵的愛利、愛勝與愛智。適度的外在善（如財富、出生等）。始終熱衷於吃喝等物質財富的人會下降，終其一生都在低級範圍內活動，“他們不會向上仰望真正的世界，或向上攀援進入這個區域，品嚐穩定純粹的快樂。他們的眼睛隻會向下看，盯著餐桌上的美食，就像牲口隻顧低頭吃草，隻顧雌雄交配一樣，永遠那麼貪婪”。（586A-B）故柏拉圖對護國者教育設置了很多限製條件（416C-417A），給護國者提供的住處和個人物品不能妨礙他們去履行一名優秀衛士的本職工作，比如不能有私人財產、不能與金銀接觸，並有苛刻的食物供應標準。適度的身體善（如健康、強壯等）；最重要的是靈魂善（如正義、節製、明智、信神等）。靈魂的有序是有節製的主體的存在方式，而它的紊亂則又表現為欲望、精神和理性在序列上的混亂。惟有在理性取得主導地位的時候，主體才能正確地判斷自己的行為與他應該履行的義務。
（二）“七科”教育
要使洞穴中的公民的靈魂從黑暗上升到朦朧的黎明，再“從朦朧的黎明轉向真正的大白天”（521C）就需要一個持續的教育過程，教育科目也逐級增多。首先，自小就要進行體育和音樂方麵的訓練，前者塑造強壯的身體，後者用旋律和節奏來培養和諧的品德；其次，要學計算和數學；再次，要學習幾何學（平麵幾何與立體幾何）、天文學和聲學；最後，前麵六科的學習僅僅是要學習的“正文的一個序言”（531D），從可見世界轉到可理解的世界，這種轉變需要經過辯證法的環節，研究哲學辯證法才是最重要的科目。這所有“科目”教育完成曆時35年，在這個過程中，對於處於20-30歲的人要進行綜合學習，比較研究，從30歲的人群中選出資質最好的學習辯證法，曆時5年。對於這些學習辯證法大功告成的人還要有一個重要的環節，要用15年的社會實踐來檢驗他們所學的辯證法。最終，從柏拉圖的教育導出這樣的教育邏輯鏈條：理想的人格或傑出的護國者可以說是“‘興於詩樂，立於體育，成於至善’。‘興於詩樂’旨在培養和諧的美感；‘立於體育’，重在付諸實際的功用；‘成於至善’，誌在追求完善的過程”。到50歲時，這些人就成為國家的“管理者、公民和他們自己的樣板”（540B）。
可以看出，在柏拉圖的共和國中，教育是最核心的部門，不管是對哲學王的培養，還是對普通公民的教育，都顯示了教育的至關重要性，教育的第一任務就是引導靈魂轉向。整個轉向過程需要做轉向前的準備、轉向中的知識儲備，轉向後要盡可能地把靈魂停靠在“至善”的近旁。並借助於立法和選舉最適合的人來編織治理城邦的正義之網。全麵的靈魂轉向要求在序列上分步驟有效持續地推進，柏拉圖借用三個比喻來說明靈魂是如何在教育中獲得自我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