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汪曾祺辦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氣。部隊裏出了個能人祁建華，發明“速成識字法”，為掃盲工作創造極大成績。汪曾祺要找人寫“通訊”（那時還不興叫“報告文學”）供“說說唱唱”發表。他不便指揮別人，就叫我隨他和姚錦一塊去采訪。我問由誰執筆寫？他說采訪完再商量。采訪完他和姚錦像商量好似地說：“三人你最小，當然由你幹，你交個初稿，我們倆修改，算集體創作。”我當天開了點夜車，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們修改。等刊物出版後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說，卻署了個頗為奇怪的名字：“錦直”。我問汪曾祺：“這名誰起的？錦直是什麼意思？”汪曾祺說：“姚錦起的，錦直就是姚錦的侄子！”我說：“她這麼寫你也不改改？”姚錦又搶著說：“他改了，原來我寫的是汪錦侄，是汪曾祺、姚錦兩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刪去了……”我這才知道上了這大當。
那時沒人認為汪曾祺懂京戲，連他自己也不這樣認為。北京文聯有人專管戲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蘭芳。而且文化局與文聯合署辦公，戲改科就在編輯部樓下，哪個團要演新戲，都要請他們去指導、審查。文化局和文聯的業務幹部，差不多都有一個“審查證”，什麼時候要看戲，進劇場通行無阻。我們那個辦公樓裏幾乎人人會唱戲，連通訊員都能紮上大靠上台唱《界牌關》，可就沒人聽說汪曾祺也懂京劇。
曾祺看戲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見解不是那些裏手們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議論：“很有點兒希臘悲劇的韻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責和內心恐懼折磨得發瘋，白日見鬼，好，想像力豐富，編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這種大寫意的表演法是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優勢！”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對劇本的編排結構，對裘的唱功作功，他讚不絕口。演到姚期父子綁上法場，他擊節叫好說：“真是大手筆，好一出大悲劇。”但演到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著皇上赦免姚氏父子，並帶姚剛到前線殺敵立功，他像氣球泄了氣，連連搖頭。全場觀眾都出口長氣露出笑容時，曾祺卻遺憾地再三歎氣說：“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劇，叫這麼個輕佻的結尾毀了！”
比起看戲來，曾祺更愛讀書。有一陣曾祺讀《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們聊幾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認為最精彩的部分是對範進老丈人的描寫。平時他對範進舉手就打，張口就罵，範進中舉後高興得發了瘋。要靠他打範進嘴巴來治病了，他手舉起來卻哆嗦得打不下去了！這看起來滑稽可笑，細一思忖卻讓人心跳。中國人有這種心態的豈止隻有屠夫？
可誰也沒想到在這陣閑談之後，有天他拿來部釘成本的稿件，帶點惡作劇的神情對大家說：“閑著沒事我寫著玩，弄了個這個。你們誰想看看連解悶？”看到題目是《京劇劇本·範進中舉》，屋裏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劇？”
幾個朋友先後都看了，得出的意見幾乎一致。人人欽佩，沒有誰說寫得不好。有的說：“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說：“遣詞用語玲瓏剔透！可算得高雅遊戲之作。”可也沒有一個人說適合上演，在舞台上會紅！
這劇本就擱在那兒了。劇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寫的。那時他和我都還在北京文聯工作。此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他調到“民間文藝研究會”，都離開了北京市文聯。
1956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響應偉大領袖“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要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到建築公司做了基層幹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電話：“喂，範進中舉由奚嘯伯排出來了，星期天在慶樂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實講連這劇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當然好，不光我去了，還帶了公司一位曾在劇團拉過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傳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柵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