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見到馬玉琪，互相對視了半天，說出同一句話來：“想不到咱們倆能在這兒見麵，真想不到……”
我認識馬玉琪的時候，他還不折不扣是個孩子。1950年馬玉琪跟我弟弟在上海戲校是同學。1952年上海戲校停辦了，他倆都回北京。一個進了中國戲校，一個進了藝培。還總找到一塊玩，那時他不過十多歲，我除了囑咐他們好好玩，別淘氣，沒說過幾句話。
過了些年，我成了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鞍山地界。馬玉琪和葉蓬（伯英，盛蘭先生長子）、艾美君、馬玉璋、黃文穎等畢業後分配到了鞍山。當時的鞍鋼和鞍山市領導對他們很重視，尤其是文化局長張未然女士，既懂藝術，又愛人才，把玉琪和艾美君視為“市寶”。像對自己孩子一樣關照他們。
“他鄉遇故知”，他沒因為我的特殊身分疏遠我，反而很關切。但我不想給小兄弟添麻煩，並沒多來往。他演戲我是常看的。當年的小孩子已出息成這樣一位嗓子好、天賦好、基本功紮實的青年演員了。這時候，他正式拜師葉盛蘭，很受盛蘭器重。他演出的《叫關》、《射戟》、《奇雙會》等很有葉派神韻。
到了“史無前例”時候，陰錯陽差，他也劃入另冊，跟我一塊接受專政了。造反派把文藝界的黑幫分子都關進一個大院，集中批鬥，牛鬼蛇神分為三六九等，吃飯也有區別：有反戈一擊、立功贖罪表現的，戴著白袖標享受與造反派一同進餐的優待；罪過較輕，表現尚可的，等造反派吃完後，排隊集體去吃；罪惡深重，死不悔改的分子，要等黑幫們也吃完，兩個造反派押解一個、站到食堂牆角去吃。這種人共有三個，一個是在下，一個是說評書的單田芳，還有一個就是馬玉琪。
在嚴密監視下不能對話，我們隻得“眉來眼去”互致問候。造反派是對我們既“觸靈魂”又“觸肉體”的，我見馬玉琪唇紅齒白的麵孔已經改了扮相，就知道他受了不少罪。有天趁造反派沒留神，我悄悄問他：“怎麼樣？”他急急對我說：“差點沒打死……”下邊話沒說完，造反派回過頭來了，他把下邊的話咽了回去。臨走時我特意從他身後經過，臉朝著地輕輕說了兩個字：“挺住”。這以後我被拉出去勞動改造，再也沒見過他。
我後來被放到一個工廠接受監督改造。工廠隻叫幹活不給地方住，我花二百元買了間草房，就這麼個狗窩也有人來投宿。來者名叫馬延濟，是清朝內務府大臣韶英的嫡孫。是馬玉琪的表哥（馬玉琪姓的就是母親的姓）。這位馬先生本是水電部的會計，為人忠厚老實，唯一的毛病是愛唱京戲。他小時候，言菊朋先生是他家座上客，很得言先生點真傳。但隻有唱功，沒練過身段。他一心要下海。就找到他表弟馬玉琪。按規矩劇團請他先唱一場。在幕後先唱了句〔倒板〕，台下的內行們一聽給個滿堂好，議論說：“每月工資就得值八百。”等出場一亮相，底下又說：“五百也可以了。”走完台步一念引子，下邊竟說：“三百也就差不多。”最後決定請他仍到劇團來當會計，但碰上合適機會就請上台來一場。他就留了下來。文革中文藝界劃黑線，把他的到來列為“走資派”“網羅牛鬼蛇神”的罪狀，給他定了個“封建王朝的孝子賢孫”外加“嚴重曆史問題”，也放到工廠勞動。他連買間棚子的錢也湊不出來，便來和我搭伴。轉戶口時街道就給寫作“同居”。這樣我與馬玉琪的關係又密切一步。到了1976年，我滿四十五歲，被照顧提前退休，回到了北京，便再也沒見玉琪，偶然聽到點他的消息，卻是令人難過和憤懣的。
“四人幫”垮台，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落實政策、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開放高潮，使我受到鼓舞，想要彌補二十年虛度的光陰，埋頭寫作，無暇它顧。等有機會打聽他的消息時。人們告訴說他已移居香港，並且棄藝從商了。
80年代中，我在深圳過春節。忽然有人送了一張請帖來：馬玉琪當晚在深圳劇院演出《四郎探母》。來人傳馬玉琪的口信，請我一定到劇場一會。我驚喜之餘，早早趕到戲院，進了後台。玉琪已開始化裝，他沒見老，但是胖得邪乎。他正跟身後圍著的幾個說話，他一邊說那幾個一邊記，記完又用廣東話問道：“先生，還有什麼地方要鼓掌喝彩？請再指教一下……”玉琪一見我來，匆匆把這幾位打發走，把我拉到化妝桌旁，連寒暄都沒寒暄，就跟我說起他這晚上的戲來。好像不是相隔十年沒見，而是昨天才分手。他說在香港的生意還可以，就是放不下自小迷戀的京戲。總不唱就要回功了。所以找機會來唱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