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說，我小時曾有星相學者為我測命，說我命中帶著一個什麼星，將來或許在文藝方麵會有所發展。還說我犯著一個“破”字，凡遇好事多難成就。不知他還說了些什麼，但這兩條卻頗應驗，尤其是後一條，好多人生中大的轉折點上，自己的期望都被“破”得粉碎。至於文藝，我倒是自幼愛好，尤其是音樂。上中學時，學校組織樂隊，我帶著一隻姐姐上學時用過的舊口琴去參加。留著長發的音樂老師搖搖頭：“哈牟尼加（口琴）怎麼可以加入樂隊呢？你學懷俄玲（小提琴）吧，要不，吹弗柳特（長笛）也行。”可一把普通的練習小提琴就是父親一個月的工資，更不要說長笛了。我的文藝發展第一次被“破”了。可愛好這玩藝兒是“抽刀斷水水更流”，越被遏製，欲望便越是強烈。十多年後的文革時期，我在工廠宣傳隊拉手風琴。暇時，常常獨自一人即興演奏自得其樂，有一次偶爾被一位音樂教師聽到，她問我拉的是什麼曲子，我說是自已隨便的即興演奏，她感歎道：你真該學音樂才對。她的知遇，使我很傷感。音樂是我的愛女，先天不足過早地夭折了。
愛好文學多半是受了我小學班主任趙崇仁老師的影響。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出過兩本中篇單行本，還得過省裏的文學創作獎。說起文學事業，他說隻要有一支筆一摞紙，就可以進行創作。我覺得這不比音樂，是一個窮小子也可以從事的因陋就簡的行業，因此在中學時代失去了音樂愛女後，就抱起了文學這個養子。然而誰讓我的命裏占著一個“破”字呢？正當我剛剛懵懂初開學習成績突飛猛進的時候，受了父兄右派身份的株連，我們四個十四、五歲即將畢業的初中學生被打成“反動小集團”，我受到了開除學籍的處分。從此中斷學業。進了工廠後，賊心不死，一有空便鑽進廠裏的圖書館。記得有次我去借《哈姆萊特》，管理員隔著窗口不屑地嘟噥道：你看得懂麼？我聽了並不惱怒，還很高興，因為我在中學時代就看過這本書了，一些精彩的段落我都背得出。我高興的就是我並不是她認為的那種看不懂莎翁著作的一群。
文革前，我發表過幾篇短小說和散文，可有一次，《工人日報》把我的一篇應征作品的清樣寄到廠裏請組織簽署意見時，被擱置在書記的案頭沒有回複，這等於變相地表明了單位的否定態度。這事是不久這位書記因為“四不清”問題被撤職後一次閑談時透露出來的。我當時非常心灰意冷，文學在那時早已不是老師所說的隻要有一支筆一摞紙就可以從事的事業了。
之後的十年，就是中國文學空白的十年，在這十年中，我度過了自己青春期。年近不惑時才終於走上從事文字工作這條路。而文學這條路似乎曆來都是崎嶇不平的，中國尤甚。這種崎嶇不隻表現在強勢的上層建築對於文學的左右，還在於我們這些所謂文學工作者內心的矛盾糾結。我們多年來所受的是傳統的文藝思想教育，我們所接觸到的是《金光大道》《海港》《龍江頌》《火紅的年代》這一類當代文學作品，更不要說那些為了篡黨奪權製造輿論之作了。所以撥亂反正的時期，單隻是為了抵製極左思潮和消除主題先行的創作方法就經曆了一個很艱難的過程。記得當時的副主編每期發稿時都要統計一下有幾篇是歌頌的，幾篇是“暴露”的。要以歌頌為主，“暴露”隻能作為陪襯。現在看來，當然很可笑，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我自己來說，多年來形成的文藝思想文學觀念每每與自已對於鮮活的生活的感受相悖。固有的標準與源於生活源於藝術良心的創作總是擰著個兒。這種痛苦是經曆了很長時期才逐漸消彌的。辛棄疾詞雲：贏得身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我們這一代人是：是非曲直尚未清，可憐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