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棋的時候，他就靠著炕沿邊站著，不說話，很有興致地聽我們說閑話。隻是我發現他常常不經意地皺起眉頭，眼睛裏透出一絲說不清是什麼情緒的眼神來，不滿意，仇視，有點像當時正統的女共產黨員看到另一個風騷女人穿了一件特別惹眼的衣服的那種眼光。譬如當他看到我腕上的手表，看到我帶給奶奶的蛋糕，看到我腳上那雙粽紅皮鞋時就流露出這種眼光。
我喜歡他的聰明，但不喜歡他的陰鷙。
之後，我每年回鄉，都能見到他，一年年，他長成一個半大小夥子了。
１９６７年夏天，我探親回家，一進村，就看到那麵白灰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大多是給父親貼的。他是我們村裏舊社會唯一的一個大學生，又是右派分子，成為眾矢之的是很正常的事。可有一張卻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字報是這樣寫的：“為什麼右派分子郭＊＊的兒女們至今還在北京、太原上班，而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女卻還在農村受苦，強烈要求村裏把郭＊＊的幾個子女抬回村裏來。陳金娃。”我看了禁不住笑了。一是金娃用了一個當地的方言詞“抬”，就是“弄”的意思，這個口語化的詞用在這裏就有幾分滑稽；其二我想，我們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村裏哪有那麼大權力把我們“抬回來”？隻是看到大字報是金娃寫的，就又記起他皺著眉頭的陰鷙的目光。
回到家中，媽媽哭著告訴我說，父親兩天前被押到公社接受審查去了。我問為什麼，媽媽說，有人揭發在咱家見到過父親和蔣介石的合影，昨天還又來抄了一回家。
我的頭嗡地一聲大了，我知道，一個右派分子如果至今還保存著和蔣介石的合影是什麼罪名。父親１９２８年大學剛畢業時確實在山西駐（南）京辦事處做過事，我也聽他說過他確實見過老蔣，難道這是真的。
在家裏的十多天裏，我天天度日如年，為父親擔心，又生他的氣：這年月了，你保存這些東西不是找事麼？
就在我假期將滿就要走的前兩天的一個夜晚，父親回來了，亂紮紮的一臉胡須，已經白了一多半，兩頰深陷，臉如死灰。一見我，就扭過頭去，背對著我，仰起頭來，看著房梁，半晌，才扭過臉來，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聲音顫抖得很厲害。他忍住了，我卻掉下淚來。昏黃的油燈光下，我見他鼻孔邊有黑紫的血痂，手腕上，幾道蜈蚣般的血印。
解脫了？我問。
父親點點頭。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父親狼吞虎咽地吃了點飯，把事情的經過前前後後講了一遍：
是金娃那後生揭發的我。因為他常年在咱家，他說見過，上邊就信。縣革委聽說了，定成大案，派來工作組，把我弄到公社隔離起來。天天幾個人文武帶打輪番審問，連著好幾天沒睡一會兒覺。這沒影的事情，打死我也不能承認。後來縣裏工作組的人和我談話，我問他，你多大歲數了？他說三十二了。我說解放時你不過十五六歲，你認得蔣介石麼？他說不認得。我說你三十二歲的人都不認得，他一個十七八的小孩子怎麼能認得蔣介石是個什麼樣子？我可以用腦袋擔保沒有這事，如果有，隨你們怎麼處置，我願意和他當麵對質。工作組的人還算實事求是，想想我說的也有幾分道理，就把金娃叫來了。我問他，你見照片上的蔣介石梳著什麼頭？他說留著大背頭；我問蔣介石是胖子還是瘦子，他想當然地說是胖子。問到這裏，工作組的人笑了，讓金娃回去了。說，看來沒這事。這才把我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