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文明的觸角。
在太古洪荒時代，地上是沒有路的。
自從我們的祖先脫離了靈長目而成為人類以後，就沒有一天停止過和道路打交道，人類的曆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就 是一部開辟道路的曆史，這種奮鬥至今也沒有停息。上古的人類披荊斬棘是在尋求生路，絲綢之路上迎著風沙雨雪的駝隊踩出的是貿易之路，三寶太監七下西洋開辟的是友誼之路，我們造出了飛機輪船是征服藍天大海之路，宇宙飛船航天飛機畫出的軌跡是通向太空之路……道路時時伴隨 著我們，也影響著我們，人們把改變生存境遇叫找出路，把與敵人決一死戰叫做殺開一條血路，把創造性的思維叫做新的思路，以至於與我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事物我們都自然而然地把它們和道路聯係在一起而冠之以電器線路、自來水煤氣管路等等的名稱，甚至就連王公貴胄元首總統們不是也常常把“尋求新的外交途徑”這 樣的話掛在嘴邊麼？這“途徑”不也是道路的書麵語麼？足見道路對於人類思維形成的影響。
我們祖先在道路上也曾經輝煌過，這些輝煌至今仍足以令世人驚歎不已，看看秦嶺和三峽的古棧道，你就會深深感受“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真正含義，在那些猿猴和山羊也無法行走的地方硬是辟出一條路來，如果把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考慮進去加以對比，那就決不比今天造一架宇宙飛船更容易一些，那是需要多麼奇特的想象力、多麼敢於藐視一切艱難的大無畏精神喲！還有，七十年代在西安考古發現了唐代長安的大道遺跡，路麵竟有一百六十多米寬，足足是兩個北京長安街的寬度，這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了。這樣津津樂道我們曆史上的輝煌是不是有點“我祖上比你闊多了”之嫌呢？那麼就此打住吧。
然而我們不是阿Q，我們知道自從明代後期特別是近百年來，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田徑場上，身邊的選手們一個個迅速超越了我們，當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了國門的時候，我們的愛國者還虔誠地相信隻要口中念叨著“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就能刀槍不入而在敵人的槍彈下屍體枕藉；當洲際導彈帶著幾千萬噸當量的核彈頭而命中誤差隻有十多米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隻要把工廠建在山溝裏敵人便無可奈何；當聯盟號宇宙飛船和禮炮號空間站在太空實現對接的時候，我們的公社社員還悠哉遊哉唱著“灰毛驢驢上山灰毛驢驢下”漫步在山間的羊腸小道上；當英吉利海底隧道把大不列顛本土和歐洲大陸連成一體的時候，我們的農村青年還按捺不住擁有一輛自行車的興奮而用紅紅綠綠的塑料條把車子通身纏繞得像一個新嫁娘……如此曆數我們的落後現狀是否有點“長他人誌氣，滅自己威風”的民族虛無主義之嫌呢？那麼就此打住吧。
然而我們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我們是實事求是主義者。
當二十世紀隻剩下最後二十年的時候，我們好像是龜兔賽跑中睡了一覺而終於醒來了的兔子，而對著眼前變化了的世界，經過短暫的驚愕和茫然之後，我們奮起直追了。人類的競爭不同於龜兔賽跑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終點。曾幾何時，當年 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哪裏去了？古印度古埃及文明哪裏去了？像一首歌唱的那樣“早已隨風輕輕散去”了，十八世紀曾經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的霸權哪裏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強大的海上優勢哪裏去了？不是也早已煙消雲散了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永遠逞雄於世界，正如同一個運動員不可能永遠當冠軍一樣，它總有一個由盛到衰或者由衰到盛的過程。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次基辛格和一位記者的對話。記者問他你認為美國在當今世界上頭號經濟強國的地位是否有一天會被別的國家所取代？基辛格略謂，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認這一點，但作一個政治家，我將力圖使這一天晚一點到來。基辛格真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為他尊重規律，他實事求是。事實正是如此，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世界這個大舞台上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主要角色不斷地變換著。然而有一點卻是無可置疑的，那就是走在世界最前麵的國家和民族 一定是具有奮發圖強勵精圖治精神的。封閉、保守、懶惰、安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圓圓的地球真像一個環形的田徑場，沒有起點，沒有終點，周而複始，大家遵循著遊戲規則公平地競爭著，“各領風騷數百年”。我們和古印度古埃及巴比倫一樣曾經有過輝煌的漢唐文明，然而這些衰落了的文明至今還沒有一個複興的先例。那麼，我們中華民族能不能創造這樣一個複興的奇跡呢？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是完全可能的。月盈極則虧虧極則盈，潮漲極則落落極則漲。縱觀曆史，我國近百年來可謂虧極落極，曾經幾次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連我們的國歌都唱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要“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那麼，我們今天開始走上了複興之路不是合情合理的事麼？當然，國家中興之舉決不是喊喊“十五年內超英趕美”這樣的口號就能奏效的，那要靠正確的政治路線，靠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靠腳踏實地的苦幹實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