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東方繪畫大師張大千去歐洲登門拜訪畢加索，畢加索第一句話就是“你到這裏來學什麼？”這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這份略帶懺悔式的自白的一個注腳。
我曾見到過畢加索少年時代的繪畫的印刷品，正如這位大師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十五歲就能畫得跟拉斐爾一樣好，但卻要花60年時間才能畫得跟小孩一樣。他為什麼要放棄早期的寫實風格，而把大半生精力用來開創一個立體主義畫派，最終自己又將它全盤否定？這不是本文想要討論的範圍，有待於藝術史家和藝術心理學家去研究。然而這個藝術領域裏的“皇
帝的新衣”的故事，卻不得不令我蹙眉深思。
人類是經不起幾個這樣的玩笑的，盡管如今人們的神經結實得有如純滌綸。
然而並非沒有人在有意無意地繼續製造這樣的童話。讓我們把話題轉到文學界。一些小說、詩歌，我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作為編輯，讀後常常感到茫然，即使是循著一些著名的評論家的導引，也仍覺似是而非。我曾一度為自己的藝術感覺失聰而深深自卑。在比較認真地剖析了幾篇類似的
作品之後，我才發現，這些所謂探索性的作品所以晦澀，朦朧，有一些確實是在觀察生活感受生活和表述自己的感覺時時采取了一些新的角度新的方式然而也未必完全是自己“探索”出來的，多半是舶來品。（當然，我們並不反對有益的借鑒和“拿來”）但更多的卻是為了標榜“探索”，有意回避中國百姓的欣賞習慣、欣賞趣味的中國風格和民族傳統。似乎硬要把13億人的美學趣味卡著脖子讓他們去適應高鼻子藍眼珠的洋人的習慣。
像30年代一些淺薄之徒在簽自己的名字時也要把“王麻子”寫成“麻子？王”那樣，實在太讓人起雞皮疙瘩，這樣的作品不正是魯迅先生60多年前批評過的“立誌要別人看不懂”嗎？
另一類晦澀曖昧的文學作品則要歸咎於作者的創作思想和文學觀了。這類作品是“自我表現”、“自我宣泄”的產物。作者在表述方式、意象選擇上都具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作品僅僅是一已的思維跳蕩和情感波動的原始狀態的記錄，不願也不屑去尋找審美主體的審美客體之間的契合點。這樣的作品，寫下來孤芳自賞未必不可，以之示人則隻能使人如入五裏霧中。當前詩界正如一些詩人自嘲所說：寫詩的比讀詩的多。這種現象，難道還不足以使我們的詩人們警醒麼？藝術疏離人民，人民必然疏離藝術。
這些艱深晦澀的文學作品中，憑心而論，確有一些是嚴肅的探索性的作品，但嘩眾取寵者絕非少數。更可悲的是還有人為其喝采捧場。在這些喝采捧場的人中，勉力穿鑿者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者有之，更這普遍的則是怕別人說自己鑒賞低能、文學觀念陳舊，因而諾諾連隨聲附和。一如畢加索盲目的崇拜者那樣“越是不懂就越是仰慕”。我曾和一位詩人開過一個並無惡意的玩笑，以驗正一些怪異的詩作即使在詩人的心中也並無明確的標準這樣一個判斷。我捧起一本文學雜誌，念出幾個短句後問：這首詩怎麼樣？詩人略略沉吟答道：還可以。於是我向他展示了這首“詩”——原來是這本雜誌的小說目錄！人們都怕當傻瓜而不願表達自己的直覺，於是“皇帝的新衣”便愈演愈烈。對人對已對藝術缺乏起碼的真誠，這正是當代“畢加索的玩笑”的培養基，我真怕中國也出一個“畢加索”，再和我們開一次“畢加索自白式”玩笑。
（原載《人民日報》1996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