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數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知識分子是倒盡了黴的，曆代帝王奪取政權之後，幾乎都首先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秦王嬴政的“焚書坑儒”是盡人皆知的，活活地把四百六十多位儒生方士“坑”了，鎮壓了反對自己的知識分子，該穩坐龍廷了吧，卻不然，“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暴虐不仁的秦王朝終於埋葬在揭竿而起的義民手中。
但是，曆代最高封建統治者很少有人能以秦始皇為殷鑒，對於知識分子，仍然視為洪水猛獸，緊緊盯著他們手中那枝筆，生怕他們犯上作亂，有時竟神經衰弱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於是便有了文字獄。封建統治者庸人自擾，卻使知識分子一代一代遭著永無終了的劫難。
所謂文字獄，便是封建統治者為了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或者幹脆可以說，是他們自己做盡了壞事，成天疑神疑鬼，怕別人特別是怕文人端他們的底，便從知識分子的詩文著作中摘文擇句，羅織罪狀，致人於死地。輕者充軍殺頭，重者株連九族，幾千年裏文字獄中的冤鬼何止千萬。
中國的文字獄曆史頗為悠久，比西方人頂禮膜拜的基督誕生還要早一點。第一位沾了光的人便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這個人曾經顯赫過，被漢宣帝封為平通侯，遷中郎將。後來不知為什麼事被別人參了一本，革了爵位，降為庶人，心中當然不大痛快。他的好友西河太守孫會宗寫信勸戒他，楊惲在回信中發了一些牢騷，這封信被漢宣帝看到了，終於龍顏大怒，全不念他曾是一方諸侯，竟腰斬了，死得好慘！
如果說楊惲的腦袋是因為自己的不慎、發牢騷說二話而丟掉的，那麼元末明初的高啟卻是貨真價實的冤大頭，高啟原是鬆江青丘的一名隱士，自號青丘子，不思功名而誌在山水，因寫得一手好詩文，明洪武被召去修元史。朱元璋看他有才，擢為戶部右侍郎（令人垂涎的官職），這位書生竟推說自己年紀太輕，不敢當此重任，急急忙忙告退回鄉當了一名窮教書匠。按理說這種不求仕進、寄情山野與世無爭的讀書人是決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的吧，卻不然，災禍突然人天而降，郡守魏觀要修葺衙門，也看中了他的 文才，請他寫了一篇《上梁文》，那本蓋房子擇吉上梁稱慶頌吉的無聊駢文，就因為其中用了“龍蟠虎踞\"四個字，朱元璋大怒，龍是帝王的象征，稱別人為龍，寡人豈不是不成其為龍了？於是他也和一千多年前的楊惲落得了個同樣的下場，被劊子手攔腰砍成兩截，死時年僅三十九歲。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文字獄的鼎盛時期。清兵一入關，便對一切具有反滿思想的人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位闊佬莊廷龍，自己出銀子，刊刻了朱國楨編寫的《明史》，又請人增添了天啟、崇禎兩朝事，這位莊老先生是很有點民族意識的，書中多處文句指責滿人，終於被人告發，但待到查明案情，莊廷龍早已壽終正寢長眠地下了。照理說，對於已死的人是不應也不能追究什麼刑事責任的，似乎各國的法律都是如此。然而中國畢竟總有自己的國粹，在這個問題上也照例要與西方不同。清政府下令挖地三尺，刨出棺木，開棺戮屍，凡是和那部《明史》有牽連的人，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七十二人統統被殺頭，僥幸未死的及受株連的妻妾子女數百人，也被充軍邊塞為奴了。
統治者鎮壓反抗者，總還算有點緣由，然而文字獄的大多數受害者卻往往是無意間便掉了腦袋的。詩人沈德潛在牡丹園中偶然看到一株黑色的牡丹，牡丹本是花中之王，這奇異珍貴的品種尤為難得，詩人靈感頓至，雅興遽發，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收入詩集。不成想他死後被乾隆看到了，竟被曲解為“奪去了朱家的天下，不是正經玩藝兒。雖然是異族，也在這兒稱起了帝王”。被開棺戳屍。你說冤枉不冤枉？還有比這更冤枉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駿藏書發黴了，搬出來曬太陽，一陣風兒，把書頁吹得嘩嘩直響，他隨口吟道：“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竟被認為是清朝統治者沒有文化及查抄禁書，也被梟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