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難於清代文字獄的冤魂，倒並不僅限於普通百姓，雍正四年，（1726年），滿洲隆科多的黨人禮部侍郎查嗣庭出為江西考官，所出的八股文題目是“維民所止”，這本是《論語》中的句子，平心而論，這個題目出得還算可以，偏偏有人把這四個字顛倒去研究了許多遍，終於發現“維、止”二字係“雍正”二字少了上麵的部分，引申一下，便 是“雍正去頭”，這還得了，不是要犯上軾君了麼？屬於十惡不赦的大罪，查嗣庭被枷帶鎖下到獄中，不久便嗚呼哀哉了。死了麼？死了也不能便宜他，終於又被戮屍示眾。
清代文字獄，令人膽顫心驚，就連頗有生氣頗有棱角的龔自珍也在《詠史詩》中無可奈何地定道：“避席未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更不要說一般人了。
中國現代史、當代史中有沒有文字獄？有！不但有，而且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國民黨反動派不但搞文字獄，不是還搞了“新聞獄”“言論獄”麼？他們比起封建統治都來，凶狠有餘卻膽魄不足。時代畢竟進入了二十世紀，搞文字獄便不那麼理直氣壯了。於是隻好來陰的、來邪的。魯迅不是曾被列入黑名單麼？著名記羊棗不是被暗殺了麼？進步書店不是被搗毀了麼？聞一多、李公樸不是飲彈血泊中麼？但是曆史終究要前進，一群流氓，幾隻手槍，豈可治國平天下？一個政權如果要依靠特務、依靠暗殺來維持，它也就快壽終正寢了。我記得，魯迅先生是說過這個話的。
清朝統治者，國民黨反動派如果和“四人幫”相比，又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了。“四人幫”在搞文字獄方麵，確實是有創新有發展的，這一點，任何人都抹殺不了。十億 中國人民，對此當記憶猶新。在中華民族陷於深重災難的十年浩劫中，不但有文字獄，歌聲獄、言論獄，還有書信獄、日記獄、小說獄、繪畫獄等等。不一而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年代裏，多少人由於書信日記身陷囹圄？鄧拓同誌一部知識淵博、文采超群的《燕山夜話》，充滿了馬克思主義思辨性，硬被斷章取義誣為“黑話”；吳晗同誌的《海瑞罷官》寫於一九五八年，醞釀定當更早一些，卻硬要說它是為一九五九年秋天才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彭德懷同誌翻案的“壞戲”。更有甚者，在那個年代一幅畫、一幅攝影作品，往 住 要被斜著看、倒著看，那些才子們居然況能從畫中看出來有什麼“反標”。就連人們騎的自行車的商標牌子也被在街口的紅衛兵硬 是用改錐撬將下來，說是有什麼死人骷髏和青天白日旗的圖案。可怖、可笑、可悲可歎！邪惡到邪惡本身都要被受害都可憐了。
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獄恐怕要算是“四五”運動了，幾乎每一首悼念周總理的詩歌的作者都要被定為“反革命”，反動派終於按捺不住暴怒，凶相畢露了。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在莊嚴的人大會堂前，誌士們的鮮血又一次灑在神州大地上……然而，中國人民不再是康熙乾隆時代的順民了，“四五”運動 的烈火，喚起了全國人民，作惡多端的“四人幫”幾個月之後不是便束手就擒，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了麼？
文字獄在中國，已經成為曆史，這一點，任何人也不會再懷疑了吧。我相信，再過幾十年，當我們向那時的青年講述這一切的時候，他們會感到是在聽神話，就象聽“後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的故事一樣，感到 那麼遙遠，那麼遙遠。
（原載《我的大學》198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