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參與編輯的一種文學月刊，80個頁碼，每冊定價隻有0．2元，和當時一碗涼粉的價格相等。那時，一位友人贈我兩冊魯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一看定價，每本是0．37元，還蓋了一枚章：五折。就是說，這是一本廉價處理的書，隻售不到兩角錢。
我當時就深深地感歎了一番，唉，想不到文人的勞動竟如此不值錢，上趟公廁還得兩角錢呢！這個聯想也許有點對魯迅先生太不恭了，但事實確是如此。魯迅先生倘仍健在，我想他對這種定價肯定會提出抗議的，無奈先生早已作古多年，自己的書如何定價由不得自己，隻能
任後人胡來了。魯迅先生的書尚且如此，別人的就可想而知了，書籍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知識的價值，書價過低，寫書人的酬勞肯定不會高，穀賤傷農，書賤傷儒，一個道理。於是我們一幫人在那裏忿忿不平地慨歎起來，那時候，稿費千字隻有5元，和魯迅時代他在
《大晚報？自由談》上千字十塊大洋的稿酬標準相比，相差好幾十倍，心中有點牢騷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其後的十多年裏，國家對稿費作了幾次調整，書價也隨著紙張印
刷成本的上漲而提高，這原本也是正常的事。孰料這一漲就一發而不可收拾，書市一天比一天“牛”，這才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呢。書價的上漲不是按百分比，也不是成倍地增長，而是幾倍幾十倍地往上躥。魯迅的《呐喊》《彷徨》的0．37元的價格早已是昨日黃花，現如今，
0．37元連一張報紙都買不到了。不隻是幾角錢買不到書，就是幾元錢定價的書現在也寥若晨星了。一本人們心目中可以算得上書的印刷品，要是不賣你十幾元幾十元好像對不起你似的，至於那些大部頭的書或是印刷稍好一點的書籍，幾百元上千元的比比皆是。一部《世界人體藝術》，1500元，把《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集在一起稱作《四大奇書》的書，定價998元，想來出版者覺得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四本中國婦孺皆知的小說，怎麼好從人家腰包裏硬掏1000元呢？可又點架不住想賺錢的欲望（如今叫利益驅動了），而且
定價一上千，真會嚇跑不少人的，於是少算了兩元，把定價從四位數降到了三位數，就像狼外婆戴上了一副麵具。而一套《魯迅全集》定價也是980元，倘若印一萬套，總碼洋就是980萬元，如果按照魯迅時代所通行的百分之十五的版稅製，那魯迅先生就可以一次性地得到150萬元稿酬了，那可真是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了。我想魯迅當年恐怕還沒有做過此等黃粱美夢。書價竟相攀比的結果必然是讀書人吃虧，因為書主要是給讀書人消費的，於是他們原本就比較羞澀的“囊”就更加羞澀。即便如此，他們也無怨無悔。因為雖然知識分子往往不是和“臭”連在一起就是和窮連在一起，但是這些人除了“臭”和窮之外，往往還十分執著，尤其是對書的摯愛，就算現在的書價早已像一位嫌貧愛富狠要財禮的姑娘，可書生們還是傾其所有也要滿足她的欲壑，實在填不滿也就隻能望洋興歎躲在一旁單相思去了。於是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結果：買得起書的人不看，看書的人買不起。那些過去充其量隻愛看小人書的大款們如今有的裝潢別墅的時候也不忘擺兩個書櫃，買些裝幀精美的大部頭來點綴一番風雅。這恐怕也就是為什麼眼下許多出版社競相爭印裝潢精美的大部頭的主要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