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是一個很尊重文化價值的國度。當年孔老夫子當教書先生的時候，學生們都要奉上“束修”也就是幹肉若幹，到了王冕和唐寅的時候，他們的一幅畫是要以幾十兩銀子為代價的。齊白石、梅蘭芳、巴金們當年不也是憑著自己的玩藝兒個個活得滋潤自在麼？絲毫不比那些個什麼老板經理之類差。隻是從最近的四五十年開始，文化才逐漸貶值的。有一段時期，甚至到了幹脆沒有稿費的程度。那些年說來也怪，你如果找人幫忙，比如說搬搬家拉拉煤什麼的，總免不了要請人家吃頓飯，不這樣就有點覺得對不起人家，覺得是無償占有了別人的勞動；但是假如有人請一位畫家畫一張畫，請一位書法家寫個條幅，能說聲謝謝就不錯了。倘若對方是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人家那口氣裏說不定還會帶出“這是大爺瞧得起你”的意思來。那時，和我同單位一位畫家（現在早已是全國知名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的人了）每月拿五、六十元工資，養活著老母和好幾個孩子，三代人住著一間十三平米的小屋，生活隻能用狼狽來形狀。而上麵隻要有什麼對外友好交往的事，或者是哪位大人物雅興突發，都常點名要他的畫。
這些年來，情況開始好轉，上述的那位畫家以及他的同行們如今一幅畫賣個幾千元甚至上萬元也毫不足怪，書畫家們好多人在自家的畫室牆上貼了“潤格標準”，畫要論平方尺，書法要論條甚至是論字收取報酬的。與此同時，國家對稿費也做了幾次調整，如今，一些發行量較大的報刊，早已突破了國家的規定，千字百元數百元者比比皆是。去年廣州一家刊物豎起了頭條稿每篇八千元的天價。今年，各家報刊紛紛改版擴版，新出增版 ，稿件需求量大增，尤其是深受讀者歡迎可讀性強的熱點稿件，更是炙手可熱。報刊紛紛派出精兵強將四處出擊，爭取把好稿搶到手，無奈僧多粥少供不應求的局麵一直沒改變。於各家又紛紛抄起經濟杠桿，或向作者許下諾言，千字稿酬多少多少，或者高薪聘請專欄作家，用合同的方式把有實力的作家拴住。就連偏遠省份的報刊，也開始動作起來了。原因很簡單，道理也很明白，文化開始走向市場。就算你是什麼什麼級別的報刊，最終還得得到讀者的認可，人家才會從兜裏掏出錢來買你一份，過去那種靠行政手段來保證報刊發行量的辦法越來越不靈了。辦得不好，發行量就會越來越小，就沒有人來你這家沒有什麼影響的報刊做廣告，就沒有經濟效益，就支持不下去。報刊要想生存發展，首先要把報刊辦好，報刊辦得好不好，如今可不是哪位領導說了就算的事，是要靠實踐檢驗，要靠廣大讀者檢驗。讀者說你好，就買你的訂你的，你的發行量就會直線上升，你的影響就迅速擴大，廣告客戶就會踏破門檻，你的經濟效益就會大大提高，報刊就有條件繼續發展，職工收入也就會大幅度增加。但是，要想辦好報刊，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要不斷地有好稿件來支持。如今，這些主編們總算認識清楚了，他們的上帝是讀者，而唯一能把他們和上帝聯係起來的人是作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讀者和作者是報刊同仁的衣食父母。勞動理應受到尊重，知識密集度較高的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當然也應受到尊重，當前的文化升值現象是市場規律使然，而市場機製是最公允的，也是任何人憑個人意誌無法左右的。在中國，文化價值的複歸，文化人價值的顯現，無疑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它至少說明，尊重知識已不再是畫餅，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隻有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才會有希望有前途。
（原載香港《大公報》1999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