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有的資料分析看，四十年代末，在國共兩黨之間，周作人對共產黨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些，這當然首先因為解放戰爭已取得全麵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此外，周作人是不是還考慮到這樣一些因素：他與周恩來是遠親，與毛澤東是師生（毛在北京大學時曾是旁聽生）至少他與毛還有過一麵之交，且他在任偽職時不但保存了李大釗的文稿，也確曾掩護營救過一些共產黨人，同中共的地下組織有過聯係。因此，解放前胡適曾勸他離開大陸去台灣，他沒有答應，在去留的問題上，我想他是認真思考過的，他一定覺得他留在大陸比去台灣的處境要好一些。上海剛剛解放不久，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對於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想來周作人是得到了黨的高層人士的寬大和默許的，否則，他怎麼敢於一個多月後就貿然回到北平呢？
回到北平不久，他就應約積極為上海《亦報》寫稿，兩年半中竟然寫了九百多篇，這對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應該說是非常高產的。文中不時流露出對新政權真誠的肯定和擁護。1950年的春節前夕，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周建人和秘書金燦然一同來到了八道灣周作人住處，談及請他譯書的事。多年來與周作人早已形同陌路的二弟偕另一位副署長一同去看他，想必是出於“公務”才來的。建國初期，對舊知識分子的“限製、利用、改造”的政策，在周作人這樣有曆史汙點的人身上還是體現出來了。他開始翻譯《伊索寓言》，並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1年初，周作人又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胡喬木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麵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照辦”。
應當說，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對於周作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整個五十年代他的處境與比他漢奸罪惡小得多的張資平、無名氏（卜乃夫）等人相比，要好得多。中國文聯曾安排他去西安旅行參觀，回來後文聯的領導還設宴招待他們，這是其他被褫奪公民權的漢奸所不敢想象的事。很多報刊登載他的文章，人民文學出版社甚至向他預約譯稿，而且每月預支二百萬元（舊幣，折新幣二百元）稿費，後來又增加到四百元，當時政府部門中科長的工資大約六七十元，一級教授的月薪亦不過三百八十元左右，一般平民每個月的生活費隻有十多元。周作人還有一定數量的零星稿費收入，那時老母與朱安早已過世，他的孩子也都有了工作，他隻負擔著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及保姆等幾個人的用度，平均生活費用要比普通市民高出許多倍。周作人在日記中以及給香港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生活困苦，這恐怕與他全家習慣了比較糜費的生活不無關係，其次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從五十年代後期常常生病，花費相對多一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周作人在劫難逃。他所有的譯作早已被視為“大毒草”，人民文學出版社約他譯稿並預支稿費當然被視作“招降納叛”，6月，出版社正式通知停止預支稿費，他徹底斷絕了經濟來源，8月22日，一群紅衛兵闖進了八道灣十一號，查封了他的房屋，把他捆在一棵老榆樹上用木棍、皮帶抽打，晚間則隻許睡在洗澡間裏喂蚊子。1967年5月6日，在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貧病交加的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一生，在這間小小的洗澡間裏溘然長逝了，時年八十有二。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