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幾個字：毛澤東君來訪。
這一年，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1918年8月15日，他與羅章龍、李維漢等二十四名湖南青年第一次來到北京，主要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在毛的恩師、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的引薦下，認識了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並在北大圖書館謀得一助理員的職位，每月薪水是大洋八元，1919年春，毛回到長沙，同年12月再次赴京。毛在北大，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傅斯年這樣的學者名流，而且在李、陳等人的影響下開始具體地接觸了解了馬克思主義。那他又為什麼又要去見周作人呢？這一點，周作人的日記中並未有絲毫的披露，依照毛與周當時的身份、處境、地位以及所研究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可以找到根據的是他們此時有一個共同都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關於建立“新村”的事。早在1918年6月，毛從長沙一師畢業後，就曾與張昆弟、蔡和森等人在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想要建立一個半工半讀、自給自足、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嶽麓山附近的農村做了調查研究，自己挑水做飯，進行了新村的實驗。由於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暫時擱置下來了。
而此時周作人也在關注新村問題的研究，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同年7月，他還實地考察了日本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基地新村，並發表了《訪日本新村記》。他的文章在當時影響巨大，可以說是當時研究新村問題的理論權威了。所以毛澤東在1920年4月7日回長沙的前幾天去造訪周作人，討論有關新村的問題的可能性幾乎是惟一的了，至少是他們這次會麵的一個主要話題。除此之外，周作人當時在年輕學生中威望很高，如果說毛另有慕名拜訪的意思也是很自然的事。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月未北平淪陷，北京大學南遷，北京文化名人紛紛離平南下，周作人遲遲不動，作為北京大學留平四教授之一，代為照看北大校產。三弟周建人來信勸他，他不理，郭沫若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文中甚至說：“‘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是死上幾千百個都不算一回事的”。對這樣於他過譽的讚頌，他也不置可否，當時在國外的胡適也寫了一首詩，希望他南下，他也婉言拒絕了，還有很多朋友勸過他，但他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很固執。他之所以不肯南下的理由，依他所說，是“弟以負累甚重”，他所說的“負累”，據他後來的解釋說是因為家中有妻子羽太信子和兒子豐一，以及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發妻羽太芳子及其三個孩子，還有老母和朱安連他自己共九人的生活需要他來負擔。實際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魯迅的學生魏建功1938年5月29日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八道灣（指周作人——引者）近日捉襟見肘之象已露（指周作人參加日本人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從而邁出事敵的第一步後，茅盾、鬱達夫十八名文化人聯名在《抗戰文藝》發表了致周的公開信，周處境極為尷尬——引者）……而家索係於司晨之牝，為可歎耳！”魏建功以“司晨之牝”這一典故暗喻周作人無論大小事務均唯妻子之命是從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一開始，周作人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也確實拒絕了大漢奸湯爾禾要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長的職位。可最終禁不住日本人和周圍的種種人的包圍影響，還是出任了偽職，先是接受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長，後繼湯爾禾出任偽教育總署督辦，淪為漢奸。
毛澤東於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論述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時提到了周作人說：“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周作人惶惶然在考慮自己的出路。他通過曾在燕京大學同事過的時任晉察冀邊區副議長的董魯安，表示想到解放區去，被時任議長的成仿吾拒絕。12月，周作人被捕，翌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決，處其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大學和蔣夢麟都為其出具證明，證明蔣曾以校長資格電示周照看北大財產，同時，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名教授也聯名呈文首都高等法院，“證明周作人在偽政府任職期內，曾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之實情，請求核查”。直到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將周改判為十年徒刑。1949年元旦，蔣介石“引退”，宣布釋放政治犯，原本不屬於政治犯而是漢奸罪的周作人隻服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刑期，便也交保出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