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欣喜若狂，產生了一種第二次解放的感覺，立刻動筆寫入黨申請書和電影劇本--由於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和“1957年的問題”，我生命中的這兩件大事被“擱淺”1/4個世紀了。“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現在努力寫作，甘當拚命三郎，把失去的時間再奪回來，似乎一切都還來得及。
然而，寫電影--俗稱“觸電”，卻是苦樂兼收。我並沒有專門學習過寫電影，卻一頭紮進了劇本之中，純屬“錯投胎”。
事情發生在我供職的北京市農機局，局長大人看了個電影《青鬆嶺》，頗有微詞，“這個主題太落後啦，爭來爭去，就為了奪一杆馬車鞭子呀？毛主席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大年，你是局裏的筆杆子，也寫個電影劇本吧，宣傳農業機械化--叫矛盾的雙方爭奪拖拉機。”
局長兼黨委書記，一言九鼎，婆婆的要求豈敢不從？我便誠心誠意地投入了這項“遵命文學”的苦鬥之中。當然是業餘寫作啦。1977年我一個星期日也沒休息，加上平時開夜車，寫出劇本，多次討論，推倒重來，數易其稿，總算達到了局長和處長們的滿意，打印後遍投當時的7家電影製片廠。可喜的是有兩家發來電報願拍。峨影的導演捷足先登，飛到北京抓走了劇本。1978年9月攝製完成，層層送審，包括電影廠領導班子，藝委會，宣傳部，省委，電影局，文化部，還有我們農機局，乃至電影發行公司和解放軍總政電影發行站（他們決定購買多少拷貝）。9撥兒婆婆誰都有權提出修改意見。我和導演也就抱定“雖九死而不悔”之決心，把影片改得四平八穩，毫無光彩。於是婆婆們全都點了頭。拷貝156個，電影廠賺錢；農機局破天荒地拍了第一部宣傳農業機械化的故事片，局長臉上風光，還給我來了個先進工作者，因為並沒耽誤本職工作。
這部影片叫《並非一個人的故事》，公映後褒貶不一。報上有個觀眾“三言兩語”的豆腐塊欄目，算不上影評，屬於俏皮話吧，說此片可改名《並非一個人上當》。當時的中宣部長胡耀邦同誌在一次創作研討會上說：“可以偏愛，不可偏廢。山西人不必拔掉四川的辣椒，四川人也毋須砸山西的醋壇子。‘並非一個人上當’，這樣的批評太苛刻了！”孰料這段講話幫了倒忙，傳來傳去，改變了本意，反而變成耀邦同誌說這部影片是“並非一個人上當”了。
好在此事對我這個業餘作者影響不大。3年當中有我的6個電影劇本連續投拍並公映，我也因此而調入北京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如此說來不是挺好嗎？不。每個劇本都要討論好幾次，每次討論都像開個批判會，橫挑鼻子豎挑眼倒也沒啥，最難辦的是眾口難調，婆婆們的意見不一致，您叫我聽誰的？平心而論，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業餘作者相當謙虛，挖空心思把各種意見全部接受下來，力求各位婆婆都點頭（否則就不能投拍呀），隻是最後完成的劇本變成了一杯溫吞的白開水--不涼不燙，不苦不辣，不酸不甜。
當時上影流傳著趙丹“找婆婆”的故事：粉碎“四人幫”後趙丹很想在銀幕上塑造周恩來的形象，選題是南昌起義，便把江西省話劇團《八一風暴》的作者和導演請來，要在這台話劇的基礎上改編電影劇本。這是一部大戲，為了慎重，成立籌備組，趙丹等人先後拜訪了10位熟悉情況的將軍，請他們提意見。一位說，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是周恩來，要重點表現周恩來；另一位說，朱德起了關鍵作用，必須表現朱德；一位說，南昌起義的主題是“打響第一槍”，要突出武裝鬥爭，表現賀龍；一位說，描寫政治鬥爭的戲好看，武漢與南昌並重，同時表現劉少奇，就更新穎……10位將軍出了10個好主意，電影廠領導認為都有道理，都得尊重，隻是創作人員無所適從，籌備組隻好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