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南開中學的校規很嚴，學生一律住校，隻有星期天準出校門。後來我才明白，這是教育家張伯苓的“校園主義”--在高圍牆內維持一片安心讀書的淨土。解放前的重慶街頭，袍哥，妓女，奸商，特務，美國大兵，比比皆是，“近墨者黑”，老校長把我們管嚴點兒，也是用心良苦啊。其實，每逢假日，我們這些離家遠的學生，除了到嘉陵江遊泳，便是鑽進三聯書店“立讀”，靠著書架一看就是幾個鍾頭，不知道餓。郭沫若在《讚立讀者》裏說，有錢藏書的不讀書，真讀書的又沒錢買。他同情窮學生，也稱讚開架售書的老板從來不把我們攆走。1949年底，我們學校有2百多個高中生卷進參軍熱潮，“投筆從戎”，先到湘西剿匪，我在大地主家“繳獲”了幾本沈從文的小說，軍文工團的小布爾喬亞們私下裏爭相傳閱，愛不釋手，不久，還把它帶到了朝鮮戰場。
人生都有幾個轉折點。我們沒上大學就參軍了，應該說青春無悔。然而，十七八歲，求知欲特強，是上帝規定的讀書年齡呀。此時我是正排級，每月有10萬元（舊幣，相當10元）津貼費，除了買牙刷牙粉，全都彙給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郵購部，立個戶頭，他們按時把新書目錄寄來，要買哪些，在書名前麵劃個勾，退回去就行了。部隊有軍郵係統，我們的信件、包裹一律免費，而且，不論部隊轉移到什麼地方，即使是無名高地的戰壕，這些新書也能及時送到我手中。
雖然朝鮮戰爭十分激烈，部隊生活也很艱苦，但讀書的時間還是有的。我們經常夜行軍，白天隱蔽在山上，樹林裏，看書不必點燈。兩次戰鬥之間的休整，尤其是駐在坑道裏待命出擊，三五天，十天半月，隻要你不跟文化程度較低的戰士們一塊兒下棋打撲克，坐在小油燈下一天就能看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書這玩意兒有一百條好處，隻有一條缺點：太沉！幾十本書加身，真是不堪負擔之重。俗話說，千裏不捎針。君可知，“兵不兵，八十斤”？在朝鮮，美軍掌握製空權，每天出動幾百架次的飛機，嚴重幹擾我軍後勤運輸線。因此，每次行軍，我們幾乎“把一切都背在身上”：一支槍，2百發子彈，4枚手榴彈，一把可彎頭的小鐵鍬，一條米袋子，一壺水，一隻挎包，一個被包，兩雙鞋。要是再背一些書，就得扔掉別的東西，您看哪樣能“輕裝”？說來慚愧，我把棉被偷偷扔了，被包裏主要是書，死沉死沉的。北朝鮮最冷時達到零下30攝氏度，這樣的冬天我“挺”過了三個，正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
當然啦，讀書好，也不能把自己凍死呀。我們有一整套睡雪窩窩的“吞吞吐吐法”：在山坡挖個雪坑，挖出來的雪，在北沿拍成矮牆擋風，雪是零度，比外邊暖和得多；砍些鬆樹枝葉在雪坑墊底兒，上麵鋪雨布、毯子；睡時不脫棉衣、大頭鞋，棉帽的耳子拉下來護臉，棉襖往上“吞”脖子，解開腰帶，棉褲腿往下“吐”，保護腳脖子，然後蓋上棉大衣，身子一縮當“團長”。還有，值班哨兵每隔半小時吹一次哨，把大家轟起來跑跳10分鍾，以活動血脈。如果誰貪睡，可就永遠起不來了。
即使這樣，書還是越攢越多。並非我一人買書，許多學生兵都這樣做，商量好了，不買重樣的，彼此交換著看，所以不能看過就扔。可是真背不動啦，別的東西也不敢再“輕裝”，便有人建議成立一個小型隨軍圖書館，鼓勵文化較低、沒買書的戰友也來借閱，條件是行軍時大家勻著背書。這個互助讀書的好辦法，我們一直堅持到誌願軍凱旋回國。
在朝鮮戰鬥生活4年，我獲得4枚銀質軍功章，還讀書2百多本，大部分是中外小說，散文，名人傳記，詩詞，也有曆史、地理和哲學書，沒有荒費學業，可能比在校學生讀的課外書還多。雖然這些書讀得雜，缺少科學的讀書計劃，卻是大大開闊知識領域，培養了廣泛的興趣，對我後來從事文學創作好處很大，真是終身受益啊。我珍視這4年戰地讀書的學曆，愛稱為“我的抗美援朝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