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懋德 田守智
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大連理工大學名譽校長屈伯川博士，1940年31歲時，作為延安屈指可數的歸國留學生之一，受黨的委托，參與籌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任教育處長；從1947年起，曆任大連理工大學前身關東工專校長、大連大學工學院院長、大連工學院院長、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和大連理工大學名譽校長。在半個多世紀中，他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努力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自覺遵循高等教育的規律，團結師生，銳意創新，辛勤辦學，功績卓著，桃李滿天下，享譽高教界。\到1997年2月逝世，屈伯川領導大連理工大學的籌備、建設和改革工作整整50年。他嘔心瀝血，勵精圖治，勇於開拓，善於抓住曆史機遇，帶領師生員工在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向上攀登的進程中增強自信心和凝聚力，深受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大工美麗校園的一草一木，大工萬千學子的種種貢獻，無不凝聚著老院長的點點心血。到2006年，這所大學已由1949年隻有200多位教職工和462名學生的單科性工學院，發展到具有3200多名教職工和28700多名全日製本科生、研究生規模的多科性理工大學，已成為我國一所教育質量和科技水平較高，學科特色鮮明，師資力量較強，綜合實力居於我國同類高校前列，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社會主義大學，並且形成了“團結、進取、求實、創新”的優良校風。對此，敬愛的老院長、老教育家屈伯川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位建校時期就在屈老領導下工作的老同誌深情地說：“可以這樣認為，今天的大連理工大學本身就是屈伯川同誌的一座豐碑。”\由於對新中國高教事業做出的重要貢獻，屈伯川博士在我國高教界享有較高威望。改革開放之初，由他發起和主持起草，與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和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聯合署名，上書黨中央，建議選擇50所左右有條件的大學，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使之成為我國科技文化領域趕超世界水平，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幹力量和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這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建議，立即得到了鄧小平同誌和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並被原則采納，得到逐步完善，付諸實施；這個建議，也為10年後開始實施的令高教界歡欣鼓舞，舉世矚目的“211工程”做了思想和輿論準備。\屈伯川的生平事跡，1986年被收入陳雲同誌題寫書名周穀城副委員長作序的我國第一部大型教育家傳記集《中國現代教育家傳》；1995年又被收入《中國當代高等教育家》一書。1997年1月，由屈老在延安時代的學生，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誌題寫書名的《屈伯川教育文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屈伯川是紅軍時代參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同誌。在舊中國，他麵對黑暗統治，上下求索，奮勇拚搏；在新中國，他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感到歡欣鼓舞，竭盡全力，不斷創新，為後人留下了一行無私奉獻、催人奮進的足跡。\
（一）上下求索的青少年時代 屈伯川，原名屈伯傳，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瀘縣衣錦鄉。這裏地處岷江支流，離縣城有一百多裏，十分偏僻。在屈伯川孩童時代，軍閥混戰，社會很不安寧。他的父親是個比較開明的地主，除了經營土地外，還資助鎮上辦小學，並作這個學校的董事。他望子成龍，又不放心自己的兒子到離家二三十裏外的小學去上學。於是，請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屈伯川讀四書、五經與《資治通鑒》等古書，從7歲一直讀到16歲。中國古代文明給了屈伯川最初的精神滋養。受其影響，他當時曾幻想，長大後做一個開明的“仁君”，“齊家治國平天下”，使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過上好日子。\1925年，已是“五四”運動後的第六個年頭，一股新風吹到這個四川的偏僻農村。前來幫助屈伯川補習高小數學和英文的一個表兄，給他介紹了全國的形勢。1926年初，他就要到省外去考大學。屈伯川抱著出去見見世麵的願望，得到父母的同意，跟表兄一起到了南京。他經過認真準備，考上了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附屬中學初中二年級插班生。不久，北伐軍打到武漢，身為五省總督的北洋軍閥孫傳芳還在南京負隅頑抗。寒假後，學校由於戰事停辦了。才上了一學期“洋學堂”的屈伯川，不無遺憾地輟學回家。這時他父親已投資輪船公司，把家搬到了重慶。新的思潮已經在屈伯川的頭腦裏發生影響，原來想當“仁君”的思想已經被“科學救國”的抱負所取代。在重慶的半年時間裏，他閉門不出，發奮攻讀，自學了初等代數、平麵幾何和三角三門數學，還補習了英文。年輕人精力旺盛，自學效率很高，演算大量難題，牢記定理和公式，能把全部三角的公式背著推導出來。\為了繼續深造，屈伯川於1927年8月到上海進了私立吳淞中國公學，插入預科（高中）二年級。沒上幾天，他覺得數學等課太淺，征得校長何魯的同意，到三年級學了一學期。1928年2月，他考進了教會辦的金陵大學預科學習，準備考國立大學。\1928年暑期，屈伯川以優良的成績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理學院，數學考了90多分。本來，他想學數學，一個同鄉告訴他，要靠工業救國，化學最有用處。因此，他選擇了這個理學院最大的係——化學係。他們這一個班的同學有十三個人。\
（二）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 當時，大革命浪潮剛過去不久，受反帝反封建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中有種要民主、求進步的思想，國民黨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也是如此。屈伯川在這裏學習四年，接觸了一些進步學生，閱讀了一些進步書刊，對“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口號印象很深，對蔣介石叛變革命極為不滿，同情堅持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央大學校長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兼任。他是國民黨一個派係的頭頭，在學校安插心腹，培植派係勢力。他派特務在教室聽課，監視進步學生。對這樣的人當校長，廣大師生很不滿意。當時，朱家驊安插一個無能的人當理學院院長，師生意見紛紛。屈伯川出於義憤，大膽具名貼出一張大海報，要求理學院院長辭職。在師生的一致要求下，那位院長終於下台了。從此，這個來自“天府之國”的低年級學生屈伯川出了名，不久就被選為中大理學院學生會的幹事。\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突然進攻沈陽，五天內就侵占了我遼、吉兩省大好河山。蔣介石不出兵抗日，卻瘋狂“剿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口號，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掀起抗日救國運動，聲援抗日義勇軍。各地學生紛紛組織請願團赴南京，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屈伯川和中大廣大同學一起，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中去。\“九·一八”事變後，中大學生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屈伯川和一名同班同學被推選為理學院的代表，擔任“抗日救國會”的幹事。\9月28日，中大學生冒雨列隊到國民黨黨部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屈伯川負責遊行隊伍的通訊、聯絡工作。著名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當年也是中大理學院的學生。她很愛國，是這個通訊、聯絡組的成員。隊伍路過外交部，屈伯川和數十名同學一起衝進部長辦公室，質問部長王正廷，為何搞賣國外交？有些同學憤怒地“教訓”了他。王正廷狼狽不堪，倉皇地從窗戶逃跑。\12月初，北平學生打著南下示威團的旗幟，來到南京請願。在5日的遊行示威中，有185人被反動當局逮捕。中大學生立即鳴鍾召開大會，決定遊行聲援。隊伍組織好後，發現校旗被校長鎖起來了。屈伯川和化學係兩名同學衝上辦公樓搶出校旗。遊行隊伍就浩浩蕩蕩地開到了關押被捕學生的衛戍司令部，並將它團團包圍了起來。屈伯川和同學們還在衛戍司令部門前坐到深夜。事後，朱家驊為此引咎辭去了校長職務。據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的開明人士透露，當時屈伯川的名字已上了中央黨部的黑名單。1932年5～6月間，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以“學生鬧事”為由，下令解散中央大學，學生開大會抗議。屈伯川被選入19人組成的“護校委員會”。不久，軍警來校搜捕護校委員。他被迫到無錫一個同學家裏去躲避。\不久傳來消息：國民黨提出複課的條件是開除大量學生，名單長達三頁之多，屈伯川的名字列在其中。國民黨還聲稱，這些“有特別不良行為”的學生如寫悔過書，或參加“甄考”及格後也可“留校察看”。屈伯川沒有理睬這一套。8～9月間，他與18名同學一起，被反動當局以“參加暴行，並曆次鼓動風潮”的罪名，開除了學籍。\他懷著憤怒的心情離開了中央大學。1933年到1934年，他先後在四川瀘縣中學和廣西桂林第三高級中學當教員。他不僅向學生們傳授數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向大家宣傳抗日救國、追求真理的道理，很受青年學生歡迎。\
（三）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 學業無端中斷，血氣方剛、年方23歲的屈伯川是不甘心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他決心遠涉重洋，自費留學，繼續深造。\1934年9月到了德國，他先後在慕尼黑工業大學和柏林工業大學學習了一年，補習了一些化學工程的課程，完成了畢業論文。1935年9月，他來到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當研究員，在威廉皇家皮革研究所所長格那士教授指導下從事植物鞣料的科學研究工作。\當時，在德國留學生中有中國共產黨組織，負責人是學化學的留學生劉光德（後改名劉鹹一，曾任西北工業大學副校長，已故）。他們在留德學生中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出刊物，集會作報告，宣傳黨的抗日救亡方針，揭露國民黨不抵抗政策和投降賣國行徑。屈伯川到德國不久，就同共產黨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取得聯係，並在1935年5月，在柏林參加了黨領導的秘密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根據中央組織部規定，經教育部黨組批準，屈伯川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從參加“反帝大同盟”之日算起）。到德累斯頓後，他與杜青宣（解放後任北京輕工業研究所所長，已故）、浦潔修（原北京市政協主席）、李文彩（原鋼鐵研究院顧問）等“反帝大同盟”盟員組成小組，過組織生活。1936年初，國內“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反帝大同盟”也改名為“民先隊”。\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國內的抗日鬥爭風起雲湧，身處異國的屈伯川坐不住了。他加快完成科學研究工作，寫好了博士學位論文。1937年末，28歲的屈伯川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獲得了化學工程博士學位。\
（四）滿懷激情赴延安 1938年4月，滿懷報國之心的屈伯川回到了祖國。他首先帶著介紹信到武昌“民先隊”總部報到，又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學生宿舍與“民先隊”接上了關係。在國外他就聽說毛主席、朱總司令率領的紅軍，已經到達陝北建立抗日根據地。回國初期，他想解放區主要是打仗，搞科技工作可能不具備應有的條件。因此，他決定先在高等學校或者科技部門找個工作。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陪都重慶，一個被他們登報開除學籍，被認為戴上“紅帽子”的人，即使是留洋博士，也很難找到工作。他當時是“中華自然科學社”的負責人之一。一次，在這個學術團體的年會上，他建議組織西南地區考察團，調查那裏豐富的資源，以備進行開發利用。這個建議被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采納了，但考察團的成員卻沒有他。理由很明顯，他被認為是“危險人物”。\屈伯川到重慶不久，就與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取得聯係。黨組織先後派負責青年工作的楊述（解放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國鈞（當時在生活書店，解放後在教育部工作）和他聯係，介紹一些革命形勢發展和抗日根據地日益壯大的好消息，送給他進步報刊和《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等革命書籍。他在重慶也作些社會活動，主編中華自然科學社的學術刊物，參加進步人士組織的報告會、座談會，約請一些進步朋友到自己住處開時事座談會等等。\早在德國留學時，屈伯川就聽說黨的領導人之一吳玉章同誌到過歐洲，但沒有見過麵。1939年初，在重慶一位辛亥革命時參加過同盟會的親戚家中，屈伯川遇見了這位尊敬的革命老前輩。吳老當時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公開的身份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負責人。屈伯川向吳玉章彙報了留學德國和參加“民先隊”的情況。以後他又去看望吳玉章幾次，聽吳玉章講些革命道理和延安開展生產運動的情況。1939年5月，屈伯川向吳玉章表示想去延安。吳玉章熱情支持這位年輕人，並介紹他去見正在重慶代表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議”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誌。林伯渠告訴他，邊區正在開展生產建設，迫切需要科學技術人才，並寫了一封同意他去延安的信，要他交給吳玉章。\回來的路上，在嘉陵江邊，他乘一艘從重慶市區開往北碚方向的輪船，沒想到軍警在入口處查得很緊。屈伯川的手提皮包被打開了，他的心情十分緊張。幸好林老寫的信用的是“國民參政會議”的信封，那些家夥沒打開就放行了。\1939年9月的一天，天朗氣清，陽光燦爛。屈伯川身穿八路軍的軍裝，以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秘書的身份，跟隨林伯渠和吳玉章，從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坐汽車向革命聖地延安進發了。出發前，在辦事處時，他見到了景仰的周恩來副主席。周副主席囑咐他：“到延安去，好好做科技工作，為邊區建設做出貢獻。”這些話給這位立誌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很大的鼓舞。\汽車經成都，過西安，於10月順利到達延安。\當時的延安，正處在經濟困難之中。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和裝備，並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加上這裏地廣人稀，經濟落後，必需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十分缺乏。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號召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同時，做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調知識分子對革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