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伯川倡導的吸收學生參加科研實踐活動的舉措，在大連理工大學形成了優良的傳統，而且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80年代中期，學校將這一傳統與國際先進的創造教育理念相結合，從組織部分教師跨院係組成“實踐與創新”教改小組和學生課外科技活動起步，在國內大學中較早倡導和開展創新教育的探索。學校於1997年成立“大學生創新教育實踐中心”（後來在此基礎上成立“大學生創新院”），為大學生、研究生構建了“在學習中創新，在創新中學習”的平台，並以此為硬件依托深入開展“創新人才培養工程”，形成了以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為重點，以“課內課外雙渠道、學研產三結合、多模式”為核心、具有特色的創新教育體係。大連理工大學大學生創新院兩次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在全國高校頗有影響。在這裏經過鍛煉的學生，普遍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不少學生尚未畢業就被“預訂一空”。
在人才培養中，屈伯川把研究生的培養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在1980年的一次幹部會議上，他說：“重點高等學校與一般高等學校有兩點不同：一是要承擔國家重點科學研究任務，二是要在培養、提高本科生質量的同時培養高質量的研究生。我院要躋身第一流大學的行列，就必須把研究生工作放到學校的重要位置上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大連理工大學於1952年就開始培養研究生，1956年遵照高教部有關指示，這一工作逐步走上正軌；1978年恢複研究生培養製度，當年即招收了108名研究生，在校研究生人數達到十年動亂前1966年的3倍。自此，屈伯川一直親自主管研究生工作，一直到他離開工作崗位。正是繼承屈老辦學的優良傳統，大連理工大學今日的研究生培養工作已經達到了嶄新的高度，到2006年已具有9個國家重點學科，16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18個一級學科博士點，104個二級學科博士點，146個碩士點和4個專業學位授權點。在校博士生達2993人，碩士生達12890人，在校研究生總數與在校全日製本科生數量之比，已達到0.86：1.
屈伯川青年時代就愛好長跑、騎自行車等體育活動。1931年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時，參加校田徑運動會萬米長跑比賽還取得過第四名。他深深懂得體育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經常告誡青年學生，“健康的身體是從事革命工作的本錢，必須把身體鍛煉好，堅持經常的體育活動，練好體育方麵的基本功”；“還應積極參加體力勞動，養成熱愛勞動的好習慣。”屈伯川數十年如一日，認真抓體育課教學，抓學生課外活動，經常在夏天和師生一起，到學校的海濱浴場遊泳，並且積極采取措施，提高全校師生員工的健康水平。其中，影響最深，也最為人們稱道的是，於1950年請來了聞名全國的體壇宿將劉長春教授。劉長春1932年畢業於東北大學體育係，1933年創造的10秒7全國百米紀錄保持了25年之久；並從1932年起，以中華民族惟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第九、十、十一屆奧運會。劉長春教授執教大工30餘年，一貫以嚴格求實著稱，既加強了廣大學生的基本訓練，又重點培養了一批優秀運動員。1959年，劉長春擔任了新中國第一屆全運會的副總裁判。
作為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屈伯川對青年學生充滿著深深的愛，更充滿著殷切的期望。1956年，他在向學生作報告時就說：“希望你們勤奮學習，全麵發展，將來在你們中間能出一批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作為的科學家、工程師，也能出一批黨、政和企業部門的領導幹部。”1980年，他在大連理工大學第一屆教職工代表大會上又說，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力爭為國家培養出一批出類拔萃的、全國第一流、世界第一流的名家。”就在同一時期，他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很有信心地預言：“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應該能夠培養出政治局委員。”當時有人覺得，屈老富於暢想，這些話隻是語出驚人，說說而已。20多年後的今天，事實卻印證了屈老的話，他對莘莘學子的厚望可說是初步地實現了。從他延安時代辦學算起，到領導大連理工大學50年，在他參與培養的六萬餘名學生中，有相當多的人已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崗位的領導者和業務骨幹。在他們中，就出了一位國務院總理、一位中紀委書記；出了兩位省委書記，十餘位副部長級以上的高級領導幹部，十餘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了更多的科學家、大學校長、專家學者，一大批企業家和高級工程師，同時湧現出了20餘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自行研製成功的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新型掃描隧道顯微鏡、第一台激波管、第一台大型光電經緯儀，都是由他們主持設計和研製的；我國自行生產的第一根無縫鋼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核潛艇，都是由他們主持生產和設計的；我國自力更生，自行建造的第一個現代化漁港、第一個現代化軍港、第一個現代化原油輸出港，也是由他們作為主力，研究設計成功的。他們中，有不少人在有關學科領域的世界前沿已經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夠得上屈老日夜盼望出現的第一流的、出類拔萃的名家了吧？
（三）麵向經濟建設，開展科學研究
屈伯川早就重視科學技術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1940年，他在起草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宣言》時就提出：“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界發展規律性的科學，它是人們探求真理的武器，是人們創造物質文化的工具，是現代人類社會進步的產物”；“我們要加強自然科學運動，掌握與提高自然科學成為抗戰中的戰鬥力量，為抗戰到底，為加強團結，為力求進步而服務”。
擔任大學校長後，他在堅持以培養人才為本的同時，一直把科學研究作為學校的重要任務，大力推動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倡導教學與科研的結合，把傳播科技知識和開拓科技知識領域兩者有機統一起來。
在建校之初，他就提出：“逐步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是關係著本院發展的重要因素”，“將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逐步納入國家的計劃，並使其與教學工作建立有機的聯係，逐步提高科學研究水平”。他提出學校科學研究的方針是：“根據國家總的要求，並結合我院教師專長和地理區位條件，著重圍繞幾個主要研究方向，廣泛組織力量，突出重點，力求在主要研究方向上，重點研究題目上，用最快的速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屈伯川認為“科學研究也是提高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的根本大計。”他常說，教師不能隻講人家的東西，而要不斷介紹自己的科研成果，培養學生不斷追求新知識的品質和創造精神。他明確要求教師：“為完成我們高等學校的任務，一方麵要為國家培養又紅又專的高級專門人才，另一方麵也要開展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
在科學研究中，屈伯川一直注重處理好基礎性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關係，推動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有機結合和源流互動。當時，作為以工科為主的理工科大學，學校承擔的來自國家任務和企業委托的解決工程實際問題的科研項目較多。對此，屈伯川指出：我們在科研過程中要注意有關的科學理論，特別是在某方麵做了係列研究後，就要探索這類問題的較普遍的規律性，引導到理論問題的研究，在特殊性的問題中發現一般性的規律。他要求，在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必須注意提高到理論的階段；同樣，在研究理論問題的時候，應當注意聯係實際，把理論研究成果應用到實際中去。在不斷研究解決實際問題中發現自然規律，發展科學理論；又從科學理論問題的研究中運用研究成果去指導實踐和推動生產。
1958年，在他的支持和鼓勵下，由侯毓汾教授主持，化工係染料及中間體教研室積極開展了活性染料研究工作，很快掌握了世界先進染料的秘密，並結合我國實際研製了許多新品種，初步形成了我國自己的活性染料體係。在大量新品種的研製過程中，開展染色動力學理論的研究，很快使大連理工大學染料科學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那時，屈伯川多次到教研室，幫助學術帶頭人侯毓汾教授，組織“帥”、“將”、“兵”齊全的科研梯隊，確定新型活性染料的科研方向，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1960年紡織、化工、商業三部聯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活性染料技術交流會上所推薦的活性染料新品種中，他們的成果占82%。當時作為主力的青年教師之一，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楊錦宗教授，滿懷深情地說，“我們教研室所以能取得這些成績，並在此基礎上建起了國家重點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是與老院長的親切關懷與支持分不開的。”
屈伯川認為，作為國家科技工作中的重要方麵軍，高等學校尤其是重點大學，有其知識密集、人才密集和實驗設備先進等優勢，應該提倡多學科協作，承擔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的重大任務。他同時認為，高校的科技工作麵向經濟建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堅持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他常說：“大連人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為我校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對大連市的發展，我們理工科院校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1958年，為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連理工大學組織土木係師生順利開展了我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型漁港——大連漁港的設計工作。不久，國防部門又準備把一個現代化軍港（核潛艇基地）的研究設計任務交給他們。有的同誌不敢接，說：“搞得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屈伯川當即表示，我們首先要考慮黨和人民的利益，並反複說明我們的科技隊伍，隻有勇於接受考驗和鍛煉，才能較快地健康成長的道理。最後，由屈伯川拍板，接受了這個任務，他並兼任了這個港的建港委員會副主任。為使參與設計的土木係港工專業教師有個既保密又便於自己指導的工作環境，屈伯川特批一棟建成不久的“教授小樓”作為他們的工作室。這個地方，現在看來並無特殊之處，但在當時的曆史情況下，條件卻是十分優厚的。1960年，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了參與技術指導的一位蘇聯專家，給設計工作帶來了困難。屈伯川在禮貌地送走了這位專家後，專門找這個項目的負責人邢至莊長談，告訴他們，“退路是沒有的”，“要在自力更生中完成任務”！正是在屈老的親切關懷下，教師們團結奮鬥，精心進行設計，認真做大型模型試驗加以科學論證，終於把我國第一個現代化軍港設計出來了。軍港建成後，受到了鄧小平副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肯定和鼓勵。作為教育家，屈伯川總能想人之所想，為使用單位考慮。在1959年一次會議上，他主動向海軍領導提出，有了這個港，還必須有一批懂行的港口工程技術幹部來管理和維護。海軍領導表示感謝，當時雙方就談妥，開辦一個“港訓班”，由學校組織師資力量，培訓海軍下屬各部隊抽調來的技術幹部。經過3年培養，這批幹部於1963年畢業，順利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1973年初，根據周總理關於“三年改變港口麵貌”的指示，國家決定建設一座大型出口原油的大連新港，並準備把研究、設計任務交給大連工學院。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以怕影響“鬥、批、改”的理由，不想承擔。剛剛恢複工作的屈伯川感到，這是學校應該做和能夠做的事，就積極支持土木係幹部教師，在市裏建港指揮部同意為研究、設計創造條件，幫助學校修建一個大港池的條件下，把這個國家重點項目接受了下來。這個工程項目內容多，技術要求比較寬廣。屈伯川就組織全校6個係的教師、兩個校辦工廠及港工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共400多人，多學科協同參加研究、設計和施工。經過19個月的艱苦奮鬥，我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可以同時停靠10萬噸級、5萬噸級兩艘油輪的大連新港設計成功了。該港投產三年半就收回了建港的全部投資，每年出口原油占全國出口總量的90%以上。圍繞這項工作，學校還完成了16項研究課題。其中達到先進水平的空腹桁架全焊鋼結構棧橋的研究設計，足有6層樓高的19個巨型橋墩的預製和浮運，輸油臂的無線電遙控係統和自動升降梯的研究設計，在我國都是首創。這項工作，後來得到了全國科學大會的獎勵，還獲得了我國“70年代優秀設計金獎”。作為這個設計工程主力的海岸和近海工程學科後來成為首批國家重點學科，並建起了國家重點實驗室。
1964年1月，在大連工學院第八屆科學報告會上，屈伯川係統地總結了這所學校10多年來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經驗：在科學研究的方向和選擇上，“應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當前和長遠的需要，結合教研室情況和學術帶頭人專長”來確定，“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逐步形成方向”；“現代科技研究不能停留在手工業的做法上，有些重大課題，如大型港口設計、研究，必須發動多學科協同作戰，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關於科研力量的組織，他提出要培養研究骨幹，組織基本力量，形成配套隊伍在談到科研的方法和步驟時，他特別強調發揚學術民主，鼓勵開展百家爭鳴，發表不同意見，提出不同的理論、公式、方案，形成一個良好學術風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全國科學大會以後，屈伯川遵循鄧小平同誌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述，進一步領導教師放開手腳，大力開展科學研究。還在1981年4月，他就提出，科技工作應把促進經濟建設作為重要任務，努力使科技成果更多更快地轉化為生產力，為四化建設做出更多的貢獻。因此，大連工學院在進行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的同時，組織廣大教師投入經濟建設主戰場，大力開展應用研究和科技開發工作，打開了科技工作的新局麵。從1970年代開始，我國先後引進30套以油氣或煤為原料的30萬噸大化肥生產裝置。化工部希望大連工學院承擔大部分裝置的引進消化、資料翻譯、人員培訓、技術谘詢、試車等任務。屈伯川排除萬難，拍板接受任務。屈老離休後，他的繼任者接著幹。他們共組織全校10個係16個專業170多名教師，輾轉14個省的17個大企業，曆時10多年，終於完成了任務。到1987年，由大連工學院參與谘詢的17個大型化肥廠已有15個全部投產。年產合成氨500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四分之一。這項工作是大連理工大學繼完成“三大港”的研究設計任務後的又一次多學科協同作戰實踐，受到了化工部的表彰和獎勵，被輿論界譽為“高校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服務的成功實例。”
（四）信任重視知識分子，建設一流教師隊伍
屈伯川深懷尊才愛才之心，深諳識才用才之道，這既出自他對教師的樸素情感和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領會，更體現他在辦學上的遠見卓識。屈伯川多次提出，“辦第一流的大學要靠第一流的教師”，“大學是為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地方，同時又承擔了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任務，工作的好壞，關鍵在於教師，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半個世紀的高等教育事業生涯中，屈伯川始終把教師視為辦學之本和學校最寶貴的財富，始終高度重視師資隊伍建設，始終把在學校形成群賢畢至、人才輩出的良好局麵作為辦好學校的重要標誌。
大連理工大學創建時，由於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長期統治，當地師資十分缺乏。鑒於我國高級科技人才集中在國統區，屈伯川等學校領導便委派專人到香港，並通過上海、南京、杭州、青島等地黨的地下組織和教育界、科技界的進步人士去招聘。經過大量的工作，一批向往共產黨，願意到解放區工作的優秀人才，分批從香港乘船經朝鮮、沈陽到了大連。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學校又專門派人前去招聘。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共在關內招聘了數十位國內有名望的學者，如光學專家王大珩、石油化工專家張大煜、電子專家畢德顯、空間返回技術專家王希季、石油化工專家彭少逸、理論物理學家吳式樞等。他們後來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還聘請到一批青年教師，他們中不少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有些是地下黨員。對他們，屈伯川在政治上視為同誌，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學有專長的專家教授大都被委任為係主任；生活上關心照顧，及時安排了住房。這批教師滿懷對黨和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赤誠之心，在屈伯川“知遇之恩”的感召下，在大連理工大學這片沃土上施展才華，共同為學校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大部分成了大連理工大學的建校元老，有些老教授為學校的興旺發達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52年開始的大規模院係調整中，上述6位第一流的專家先後被調往中國科學院和兄弟院校。為使學校有更多的名師執教，屈伯川懷著極大的愛才之心，“三顧茅廬”，1952年1月從浙江大學請來了著名的力學家錢令希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從此，他們兩人從滿頭烏發合作到雙鬢染霜。錢令希為學校的“兩個中心”建設做出了寶貴貢獻。1981年到1985年，經屈伯川的推薦，錢令希擔任大連工學院第二任院長。1950年代初，屈伯川還幾經周折，從大連造船廠請來了富有實踐經驗的造船專家楊教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樣在教學科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屈伯川求賢若渴，尊重人才的行動，充分反映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建言獻策虛懷若穀，從諫如流上。創校初期，剛從英國回國、時年34歲的王大珩受命擔任物理係主任。他在英國著名的工廠研究光學玻璃多年，深知物理學是近代世界工業技術發達國家一切工業技術發展的基石。他毅然找到屈伯川院長，說：物理係應重點培養能應用物理專業技術知識，為新中國工業建設服務的高級人才，因此，物理係前麵應加上“應用”兩字。令王大珩想不到的是，他的建議立即得到屈伯川的同意和支持，物理係即改為應用物理係。學校的一係列舉措使在國統區報國無門的王大珩找到一種回家的感覺，他團結師生白手起家，不到一年時間辦起了全國一流的物理實驗室。他始終銘記屈伯川的知遇之恩，在1991年5月重返大工時，仍無限深情地對他當年的學生說：“那真是中國知識分子最為舒心，精神振奮的一段美好日子！”
屈伯川出身於知識分子，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著很深的領會，很懂得知識分子的“心”。對此，錢令希教授有一段深切的體會。他說，1952年初，我來校報到後不久，“屈院長就派我和土木係的章守恭教授去沈陽，參加由東北工業部召開的東北地區基本建設工作會議。我感到很新鮮，這種機會，舊大學的教師是很少遇到的。在會上，我了解到東北地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廣闊前景，領導上還要求我們參與製訂工業建築的設計規範。在會上，章守恭教授介紹了蘇聯學術界一種按照極限狀態計算鋼筋混凝土受力情況的新方法，很快被訂入設計規範，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投資。由此我體會到，屈院長之所以派我們去，是要我們在業務上再學習，做到理論聯係實際，用自己的知識來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屈院長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懂得應該如何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