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懋德 田守智
在從1928年開始的69年中，屈伯川先後在南京中央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柏林工業大學、德累斯登工業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和大連理工大學學習和工作，對如何辦好理工科大學是有切身體驗的，對高等教育的規律是有較深領會的。在從1940年開始的57年辦學生涯中，他既倡議辦重點大學之中的重點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和水平，又主張多種形式辦學為國家培養多種層次、多種學製的人才；他既重視以德為先，培養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高級建設者，又較早組織教師參加科學研究以適應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科技本身發展的需要；他既重視學校的物質條件建設，綠化美化校園，以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又以身作則，倡導、培育優良校風，使之成為引導師生見賢思齊、奮發向上的可貴凝聚力；自始至終，他都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依靠第一流的教師辦第一流大學”，努力在學校形成一種群賢畢至、群星燦爛的良好局麵。在這57年中，屈伯川為延安自然科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和我國高教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他對黨和國家教育事業的無比忠誠，對為新中國培養高水平人才的執著追求和銳意進取，對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規律的清醒認識，對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的身體力行和自覺弘揚；以及將這幾個方麵有機結合而形成的頗具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辦學理念和豐富多彩的教育實踐。
（一）抓住曆史機遇，增強辦學實力
大連理工大學的前身大連工學院為什麼能在建校僅11年的1960年，即被中央確定為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從此以後，它的改革和發展為什麼經常能引起全國高教界的注目？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的第一代主要領導人屈伯川博士懷著對我國高教事業的強烈責任心，善於抓住曆史機遇，勇於開拓創新，發展壯大學校，切實增強辦學實力，不斷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新貢獻。
曆史機遇稍縱即逝，它是為有備者準備的。屈伯川在辦學中，緊緊抓住黨的方針政策、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和適應社會需要這三個主要點，並善於將此三者有機地結合。因而，當曆史機遇來臨時，他敢於實踐，敢於領先，不怕第一個吃螃蟹，從而能不斷打開學校工作的新局麵。
以屈伯川為代表的大連理工大學第一代領導人，大多來自延安等老革命根據地，在黨內經過較長時間鍛煉，本身又是畢業於國內外大學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辦學的根本，強調自覺接受學校的創辦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按學校的規律辦學校”，組織師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注重師生的政治品質和思想修養，注重理論聯係實際，“學與用統一”“教與學統一”，強調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作風，團結師生員工同心協力，辦好新型正規大學，“培養具有革命思想與掌握現代專門科學技術知識的高等專門人才。”所以，大連理工大學一開始就以正確的辦學方向和思路為立校之本，具有濃厚的政治空氣和文化氛圍，在解放初期，就對關內關外的進步青年具有相當的吸引力。關於這一史實，屈老是這樣敘述的。他說：“建校當時，我們就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解放區辦學經驗為基礎，學習抗大的教育方針，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擺在首位’，同時，參照國內外大學的經驗，組織教學，為辦好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打好基礎。”
但是，學校創辦伊始，畢竟還缺乏辦正規社會主義大學的全麵經驗。在當時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提出了全麵學習蘇聯經驗實施教學改革的舉措，從1952年到1959年，先後派來了11位教學和科研經驗比較豐富的蘇聯專家來校具體指導教學工作並幫助培養研究生。蘇聯的教育思想、教學內容和方法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深諳辦學之道的屈伯川博士審時度勢，抓住了這個良好機遇，積極采取措施，組織廣大教師“有計劃地全麵向蘇聯專家學習”，取人之長，為我所用，推進教學改革，加速“提高我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和教學質量。”通過這場曆時數年的全麵教學改革，大連理工大學較早全麵地製訂了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比較係統地更新了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建立健全了課堂講授、習題課、實驗課、教學實習、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等一整套教學環節，吸收了蘇聯高等教育重視基礎理論、重視實踐環節和比較嚴謹的教學組織形式等優點，使教學工作更加具有計劃性和係統化，總的來看對學校提高教學和學術水平、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時，學校教學秩序穩定，師生心情舒暢，研究生的培養順利展開，科學研究也有了良好的開端，並且建起了具有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海洋動力學實驗基地。土木係章守恭教授翻譯的一本蘇聯教材中，介紹了一種按照極限狀態計算鋼筋混凝土應力的新方法，很快被訂入設計規範。在東北地區全麵推廣後，節約基建投資10%以上。大連理工大學從1954年入學的學生開始，與全國三所兄弟學校一起，第一批實行了五年製。1954年10月，由於在向蘇學習中取得的優異成績，學校受到了高等教育部由部長楊秀峰署名的來信表揚。同年11月，華東地區12所高等工科院校組成參觀團，在高等教育部的主持下來大連理工大學參觀訪問，交流全麵進行教學改革的經驗。
解放前，我國的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屬英美係，其特點是教育過程比較寬鬆、自由、個性化，“實用主義”化。德國的高等教育屬歐洲大陸係，其教學過程重基礎、強調係統的理論學習，重實踐、強調嚴格的科學訓練。沙俄時代的高等教育是從德國引入。蘇聯時代就體係而言基本上繼承了從德國引入的那一套。屈老上過三年多中央大學，對英美高等教育有所了解，後又到德國三所大學留學，對德國的高等教育有相當的了解。正因為如此，他對解放後向蘇學習時期從蘇聯引入的那一套教學計劃、教育理念是熟悉的，接受起來沒有阻力。屈老有這樣的優勢，又加上是黨的號召，因此，把大連理工大學向蘇學習搞得有聲有色，就是很自然的了。
當然，這場向蘇學習活動也給大連理工大學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幾乎就在同時進行的受蘇聯教育模式影響的院係調整中，大連理工大學雖然原有的化工、土木和機械三個係得到了加強，但冶金、電訊、數學、應用物理、電機、造船6個師資和設備都具有相當基礎的係相繼被調往兄弟院校。一時間，學科殘缺不全，理工被強製分家，是很傷了學校的元氣的。
作為一名有眼光的大學校長，屈伯川認為這種做法並不一定符合辦理工科大學的規律；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堅決服從國家全局，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的決定。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等待著時機來加以彌補、充實和發展。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高教戰線開始突破蘇聯模式，走自己發展的道路。屈伯川高興地看到，重新進行學科布局，恢複元氣，發展學校的機會來了。他帶動全校幹部師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辦了如下兩件大事。
第一，創建新係，拓展學科布局。屈伯川深感院係調整造成的學校學科結構相對單一的格局，既不符合現代科技的發展規律，也不適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於是參照世界發達國家“理工結合，相互促進”的辦學經驗，重建了理科，設立了由中科院學部委員錢令希教授任係主任的數理力學係。這個係設應用數學、應用物理、應用力學三個專業，為日後分別拓展為應用數學係、物理係和工程力學係並形成各自的學科優勢和特色打下了基礎。同時，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和區位特點，創建了無線電係，恢複了造船係。到1959年建校10周年時，學校就由院係調整時隻保留工科類3個係9個專業發展到擁有理工科8個係21個專業，重新呈現出興旺發達的景象。這些舉措，實際上是對1950年代初期那場院係調整在大連理工大學的“撥亂反正”。
第二，實現教學、科學研究和生產勞動三結合。突出的事例是組織一個係的師生完成了我國第一座現代化的漁港——大連漁港的規劃設計任務。這座漁港是為發展遼寧漁業而建設的，也是新中國自力更生興建的第一個完整的港口。當工程部門找到學校，請求幫助時，屈伯川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機遇，機不可失，便不怕困難，一口應承了下來。他要求土木係的負責同誌把它作為教育如何適應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點實例來抓。他建議完成這項設計要吸收學生參加，要注意“授之以漁”，不僅使學生得到具體的科技知識，而且要讓他們在實際的鍛煉中增長“捕魚”的真本領，增強解決工程實際問題的能力。
1958年初夏，在屈伯川的領導和關懷下，土木係港工專業的部分教師帶領59屆學生，分成水文地質觀測、裝卸機械、模型試驗等小組，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並參加裝卸魚品等生產勞動，分別承擔部分課題作為“真刀真槍”做畢業設計的題目。這個年卸魚量12萬噸，可以同時停靠8艘300～500噸拖網船或10艘100～150噸漁輪的漁港，論規模是當時亞洲地區最大的。1966年建成時，經國家驗收，從設計到施工都是質量優良，達到國家標準。投產時，《光明日報》頭版發表長篇報道，稱之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一支凱歌”它的技術負責人，28歲的青年教師邱大洪以此為起點，屢經曆練，迅速成長，1990年主持建成了國際一流水平的海岸和近海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學們在實踐中學習，努力運用所學知識為生產建設服務，熱情很高，收獲很大。幾乎與此同時，清華大學師生在北京郊區密雲水庫成功地進行了同樣的實踐，一時被譽為兩所兄弟學校開出的兩朵鮮豔奇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時，屈伯川博士已經年近七旬。他歡欣鼓舞，滿腔熱忱地抓住在崗工作的最後機會，在短短的三年時間裏，又為大連理工大學在發展史上辦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係列實事。其中，最為大家稱道，又對學校發展意義重大的一件是，爭取到把我國第一個與國外合辦的國家級管理人才培訓基地設在大連理工大學。
1980年，根據當年5月鄧小平同誌訪美時，與卡特總統達成的協議和中美兩國科技合作協定，準備在我國創辦一個培訓中心，學習研究美國現代化管理的知識和技術，培養我國現代化工業管理和科技管理人才。這個中心參照美國管理研究生院的教學計劃，主要由美國教授講必修課和選修課。國家經委、科委和教育部的有關負責同誌正在為找不到合適的地點而為難，因為原先預定的幾所位於京、津兩地的院校，“文革”後尚未恢複元氣，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嚴重破壞，一時難當重任。屈伯川得知這一信息後，認為這是學校發展管理學科的良好契機，因為以基地建設帶動學科成長並形成良性循環是學科發展的有效途徑，並且相信憑學校現有的教育資源和綜合實力完全可以把這個培訓中心辦好。他滿懷信心，當機立斷，連夜趕往北京，下車後立即找到國家經委的負責同誌，毛遂自薦，力爭把這個中心辦到大連去。他的建議當即得到國家三個部委和美方代表的一致讚同。回到學校，不少幹部和教師都支持屈伯川。但是，沒有現代化的教室和像樣的外國專家招待所，有些同誌搖頭了。屈伯川說：“對辦學有利的事，就是要冒點險。不幹，機會就錯過；一闖，也就上去了。”在他的組織領導下，學校想方設法，騰出了半座教學樓；動員教職工克服困難，讓出了一幢剛剛建成、正待分配的教授宿舍；學校還動用20多萬元資金，購置了家具和設備，建立起了專家招待所。就這樣，學校在5月份接受任務，7月份就迎來了美國專家。8月18日，辦在大連理工大學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正式開學。這個中心成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管理思想、理論和經驗的第一個窗口。前來參加開學典禮的我國國家經委、科委、教育部的領導同誌和美國駐華大使、商務部官員、美國大學著名教授等，對學校和屈伯川深表謝意。到1989年，這個中心已經為我國培訓了2442名中、高級管理人才；美方從30多所大學聘請了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倫斯·克萊茵在內的130多位教授、專家來講課。從1984年起，按照裏根總統訪華時簽訂的補充協議，這個培訓中心又和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合辦了MBA班，開創了中國MBA教育的先河。使屈伯川感到高興的是，通過大連培訓中心的建設，不僅擴大了大連理工大學在國內外的影響，而且學校同時建立起來的管理工程係，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迅速地提高了學術水平，壯大了教師隊伍。1986年經國家教委批準，正式成立了管理學院。這個學院與大連培訓中心整合為一個實體、兩塊牌子。從2002年起，這個培訓基地又成為原國家經貿委確定的“全國企業經營管理者培訓重點基地”——“國家經貿委大連經理學院”。如何將老院長奠定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做強做大，始終是學校繼任者思考的問題。麵對國家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大規模、有計劃培訓三支人才隊伍（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的新機遇，學校以高度的曆史責任感和勇挑重擔的精神積極爭取，2006年1月13日，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在大連理工大學揭牌，這是中央繼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三所幹部學院後，成立的又一個國家級教育培訓基地。
2006年，大連理工大學管理學科已發展成為擁有1個國家重點學科，2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個一級學科博士點、12個二級學科博士點、17個碩士點和MBA及EMBA學位授權點，學術水平和綜合實力居國內一流，在國內外具有較大影響的培養高中級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大連理工大學以理工為主，經濟、管理、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協調發展的多學科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以德為先，全麵發展，培養高級專門人才
屈伯川辦學的目的非常明確，以德為先，培養全麵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為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早在1942年，在剛剛創建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就產生過一場關於辦學方向的爭論。針對有些同誌不切實際的經院式辦學思想，屈伯川明確提出：“自然科學院學生的培養目標既要急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之急，又要著眼於全國解放後的全麵經濟建設的需要，要貫徹理論聯係實際、教育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方針。”當時對建幾個係和怎麼建也有不少爭論，由於屈伯川在實際辦學上經驗豐富，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因為它）與實際更接近一些。
屈伯川在人才培養方麵始終堅持以德為先，德智體全麵發展。他注重培養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不主張空洞的政治說教，而是本著“做人”與“做事”結合的精神培養學生良好的政治品格和思想作風。建校初期，他就對學生提出這樣四點希望：一是學以致用，把所學的科學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解決具體問題；二是學習政治理論，這是每一個科技工作者都需要的；三是隨時隨地依靠共產黨組織；四是為了更好地為祖國建設服務，要注意身體健康。1956年在主持製定的《大連工學院12年規劃》中，他明確提出：“在教學工作中，必須認真貫徹執行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和教師全麵負責製度。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培養學生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要積極培養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改變學生機械刻板的生活製度，使之有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便於從事自學和各種科學活動、社會活動。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教育和鼓勵學生全麵發展。”在1979年建校30周年，他總結這方麵的辦學經驗時，就深有體會地說：“我們的教育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們培養的人，不但要有較高的科學水平，還要有較高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健康的身體。社會主義科學技術人才的特點，就是要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對於這一點，如果有所忽視，我們就要犯大錯誤。”
在學校工作中，屈伯川始終把德育放在首位。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下，1949年就在全校學生中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倡導教師既教書又教人，幹部職工在管理和服務中教人，形成了良好的傳統。1979年在撥亂反正中，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逆流。有人甚至寫文章宣揚要取消高等學校的政治輔導員。受其影響，校內少數政工幹部理不直，氣不壯。這時，屈伯川就堅決為他們撐腰。他對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幹部說：“在新的曆史時期，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不應該削弱，而是應該加強。大學生的德育教育，任務是幫助年輕人樹立起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本身就是一門科學，是有其內在的規律的，也是值得我們畢生為之工作的”。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大連理工大學於1980年2月正式成立了學生“德育研究室”，這一舉措得到教育部的肯定並迅速在全國高校中推廣。這個研究室既是政治工作機構，又和係裏的教研室一樣同屬學術機構，任務是調查研究學生思想教育的狀況和規律，講授集思想品德、人生哲理、形勢政策和法紀教育為一體的思想教育課。這門課作為大學生的必修課立即納入了教學計劃。同時，把50多名專職政治輔導員列入教師係列，作為這個研究部門基本成員，進行培訓提高，考核定級。在短短的一年內，就有7名多年從事學生工作的年輕政治輔導員被晉升為講師。不久，又有多人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這樣做後，政工隊伍感到有奔頭了，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規化、係統化了。後來，教育部肯定和推廣了大連理工大學的這一經驗。1992年，德育教研室總結多年授課經驗，出版了《大學生思想修養教程》一書，屈伯川還高興地為之作序。
在人才培養中，屈伯川極為重視培養質量，注重教學過程的嚴格規範。在1963年6月召開的全校教學工作會議上，他接受雷天嶽同誌的建議，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口號，即“革命任務第一，教學質量第一。”因為1958年以後，由於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政治運動過多，勞動過多，嚴重衝擊了“以教學為主”的學校工作正常秩序。屈老這一“撥亂反正”的提法，雖帶有當時時代的烙印，但卻解除了師生害怕被批判為“隻專不紅”的思想顧慮，激發了“教師教好、學生學好”的積極性。在同一篇講話中，他強調“教師的任務首先就是擔任教學工作，集中力量鑽研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教學上嚴格的基本訓練，經過長期的勞動積累經驗，不斷提高教學質量。”他要求教師要有“傳授知識的高度藝術修養”，根據課程的目的、在教學計劃中的地位處理教學內容根據學生掌握知識的規律、原有基礎和學習效果進行教學；認真貫徹因材施教原則，加強對學生自學指導，啟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
在智育教育中，屈伯川一貫重視加強學生基礎理論的學習和基本技能的訓練，主張專業培養目標應是“寬口徑、厚基礎”，並親自從修訂教學計劃這一根本來抓。在他的領導下，學校於1961年成立了基礎教學部，有力地調動了基礎課教師的積極性，提高了基礎課的教學質量。在智育教育中，屈伯川十分重視學生結合學習內容參加科研，通過教學與科研在培養過程中的統一，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和實踐能力。早在1954年，他在題為《大連工學院在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基本任務》的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吸收成績優良的學生廣泛參加科學研究活動。”正是在他的倡導和關懷下，到1955年底就有513位學生在老師指導下，成立了92個科學研究小組，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科研活動，而且取得了一批喜人的成果。如機械係刀具科研小組同學結合課程設計，為大連機床廠設計出了玉米銑刀，使用這種刀具可以使銑平台或溝槽的生產率提高3～4倍；化工係染料小組為大連針織廠研究和解決了染料上色的測定問題，用科學分析代替了經驗方法，工廠對其結果表示滿意。有的學生科研小組還對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土木係肖振國等同學在研究桅杆式起重機臂總應力的計算時，提出了靜不定共點杆係分析的普遍方法，被材料力學教研室采用，作為教學補充教材；化工係梅堯楠同學關於“布特洛夫結構理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大連市化工局的重視，還被邀請到該局給科技人員做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