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同稷
屈老離開我們已經12年了。他作為我校的主要創建者和長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不僅為學校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財富。這就是他為新中國培養高水平人才的執著追求和銳意進取；對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規律的深刻認識；身體力行而傳承的延安精神；以及將三者有機結合而形成的具有遠見卓識、很有“性格”的辦學思路和教育思想。
屈老為新中國培養人才的執著，首先反映在他在整個辦學過程中始終密切關注國家的需求、社會的需求、尤其是地方的需求，千方百計使學校為滿足這些需求做出應有的貢獻。建國初期的“向蘇學習”（指的是當時我國高等教育全麵向蘇學習運動。現應作何評價見仁見智，但在當時條件下，對高校發展則是客觀需要）時，針對大連是北方良港和造船基地，1957年在我國首創港口工程專業，造船係1952年院係調整走了1958年再辦，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連漁港建設、軍港建設、70年代的全國引進的“大化肥”的消化、吸收，培訓，大連鯰魚灣油港的建設，大連主要水源之一的碧流河水庫規劃、初步設計（1972年，屈老已獲“解放”，任校“革委會”副主任，雖無大權，但業務工作調兵遣將他是實際操作者），都是他密切關注這些需求並得到了很出色結果的實例。
辦學需要國家支持、社會的認可。學校隻有對國家、社會做出實在有效的貢獻，才能得到必要的支持和真誠的認可。首先是培養的畢業生受到社會的歡迎，同時又為國家和社會的緊迫需求做出應有的貢獻，因而得到各方的支持與認可，使得我校建校11年就成為國家重點大學，“文革”後又向研究型大學大步前進。我校發展的實踐在師生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以貢獻求支持”的烙印。
反映屈老辦學思路的事例很多。粉碎“四人幫”後，他恢複了大連工學院院長職務。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屈老視野大為開闊，辦學思路也有新的升華。下麵舉幾個事例說明。
1980年，他在得知中美兩國政府根據兩國間的科技合作協定要舉辦“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培訓中心”的消息，他立即積極奔走、說服各方，爭取獲得首肯將這個“中心”辦在大連我校院內。當時我校與全國其他高校一樣，剛從“文革”災難中開始恢複，各項去“文革”的任務很重；恢複正規招生不久，辦學的軟硬件條件還相當緊張；更重要的是人們在對外開放，尤其是對美國這個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開放，而且引進的是很敏感的管理學科，思想準備還很不足。在這樣的條件下，承接這樣一項任務，而且是5月下達，7月美國教學團入校，8月正式開學，其困難和風險可想而知。他卻主動承接下來，並以很大的魄力采取一係列有效應急措施，保證了按時開學。這個培訓中心在以後的幾年中，培養了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初步懂得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經營管理的重要骨幹力量（其中不乏後來成為中央、省部委的負責人），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事後他說：“這種有利的事，總是有風驗的，但闖一闖也就上去了。”
同是1980年，他受教育部指派，率代表團訪問闊別42年、曾在那裏留學並取得博士學位的德國，親身感受到我國高教事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他也深知，一個國家，尤其是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高等教育隻能梯次發展。1993年，在武漢參加“文革”後首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時，他與南京大學匡亞明、浙江大學劉丹、天津大學李曙森共四位名譽校長聯合上書黨中央，建議選50所基礎較好的重點高校作為“重中之重”，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創造必要條件，培養高質量、高層次人才，並以這批學校為火車頭，帶動整個高教事業的發展。隻有這樣才能逐步彌合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人才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顯然這是一個極有戰略遠見的建議，得到當時黨中央、小平同誌的重視，為國務院所采納。現在的“211工程”以及“985工程”等都是這個建議的發展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