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校成立了大連工學院分院，任務是根據中央決定，在計劃招生名額之外擴招一批新生，主要為大連市多培養一批急需人才，屈老積極支持。1983年他進一步提出“就地學、就地用”的市辦大學的設想，得到市領導肯定。1984年將辦學已6年，工作已上正軌的我校分院交市管理，成為市辦大學的基礎與核心，並建議市辦大學取名“大連大學”。這正是我校1949年建校之初的校名。當時有人戲稱：“屈老真大方，不僅送了學校，連校名也送了！”現在，大連大學已成為一所頗具規模、很有特色的綜合性市辦大學，為我市培養了大批人才。屈老還十分關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培養，1980年就在我校設立了民族班。我校是在非民族院校中最早辦民族班的高校之一。
僅這幾件事，使我們感受到屈老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培養人才的執著追求；不隻看到當前，而且看到長遠的戰略眼光；不怕困難，不畏風險，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魄力；不隻是為自己的學校，而是為整個高教事業的寬廣胸懷。
屈老的教育思想內涵豐富，一篇短文遠不可能反映其全貌。僅舉我印象深刻的兩件事談點感受。
1964年，我曾奉命對我校水工專業的畢業生質量進行調查，走訪了一些大單位，得到共同的反映是我校畢業生群體“基礎比較紮實，比較踏實肯幹，比較容易與群眾打成一片”。“文革”後有機會多次接觸我校其他專業畢業生比較集中的用人單位，他們對我校畢業生群體的評價與前述反映大體相似。應該說，這在當時是比較實事求是又不低的評價。實際上，它與我校一向重視打好基礎、一向重視實踐、一向重視在不影響正常教學秩序的情況下參加必要的勞動（例如幫廚、打掃寢室及周邊衛生、自己動手美化環境也包括在可能條件下的建校勞動等）有關。而這些正是屈老一直倡導，並在參加勞動方麵身體力行的結果。屈老一生生活儉樸，對自己要求嚴格，作為榜樣也給我校帶來好的風氣。
1980年代初，屈老在一次會上提出，“我們這樣的學校應該能培養出政治局委員”。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是早年參加革命、身經百戰的老革命家，大家都沒有想過像我們這樣的學校出政治局委員的事，以為屈老隻是語出驚人，說說而已。現在回過頭來看，一是屈老的話已經成為極為正常的現實，反映了屈老的遠見；二是在屈老的教育思想中就有培養拔尖人才的內涵；三是屈老這番話並不是熱衷於培養大官，而是強調學校的責任，一定要注重對學生政治素質的培養。實際上，屈老從創建我校開始，就一直十分關注對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抓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建設，要求業務課的教師教書育人；抓政治輔導員隊伍建設，在全國第一個建立德育研究室，把政治輔導員作為德育教師納入教師職稱係列等，對我校重視思想政治教育並形成傳統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使學校得益匪淺。
屈老的辦學思路和教育思想是我校的寶貴精神財富，對我們當前和今後辦學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挖掘、研究。
黨中央號召大學校長不僅應該是一個教育家，同時應該是一個政治家。屈老對黨的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高等教育規律的深刻認識，在政治上的敏銳眼光，以及把一個基本上沒有底子的學校辦成一所有相當水平的重點大學的實踐，證明他不愧為中央要求的教育家、政治家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