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 胸襟 遠見
——屈院長片斷回憶
魯諄
我於1949年9月考入大連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係。1952年10月，正要上四年級時，被調到政教室工作。直到1972年5月調離，前後在母校讀書、教書近23年，與老院長屈伯川有所接觸。他辦學的執著、胸襟和遠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感到他不愧為一位令人敬佩的教育家。
一
1949年冬天，工學院院部還在一二九街。我作為學生，每天八點鍾上課前，常看到身著灰色大衣、提著公文包的屈院長，早早來到他的辦公室。他老是不緊不慢地邁著方步，若有所思。我到政教室工作幾年後，院部遷到淩水河。因我家仍住高爾基路，為節省上下班時間，有時睡辦公室，往往一早遇見他來到辦公樓，投入緊張的工作。那時，政治課教學主要由校黨委書記管，屈院長也很關心。政教室原主任周子明、丁仰炎先後調往北京，郭必康、蘇蓮青、錢冬生等教師調到各係，政教室主要由我負責。後來黨委書記崔健也調走，屈伯川在領導學校全麵工作中，對政治課過問更多起來，常找我談工作，提出許多設想。
他為學校所作的操勞和建樹，是人所共見的。可在那極“左”年代，幾乎每次運動一來，他都逃不掉因為“右傾”而挨批判的命運。“文革”初期，作為學校頭號“走資派”，屈伯川首當其衝。我隻是一個教研室負責人，卻“有幸”與他為伴，近距離地感受他的達觀與執著。“紅衛兵小將”通令被揪出來的幹部，每天到主樓廣場集合，命他舉著“黑幫勞改隊”的“隊旗”（後因我個兒高，被迫改由我舉），繞主樓一周“示眾”，然後在烈日下拔草，並隨時接受批鬥。屈伯川已年近花甲，每次坐“噴氣式”回來，“難友”問他身體怎樣，他說還好，就是腰受不了，沒有垂頭喪氣的樣子。
群眾組織“大聯合”後，開始所謂“鬥批改”，屈伯川被關進“牛棚”。一間小屋，四張上下鋪的木板床，擠住八個人，還有周根昌、範大因、高鴻羽、雷天嶽、龐殿英、項浙學和我。吃的是學生食堂送來的夥食，粗糧多，菜也差。還不許外出，不許回家。我因家屬都在外地，無人探視，被特許回市內家中領糧票。有時，我問屈伯川是否需要帶點什麼，他要我順便去大連市場買點醬豬頭肉。這在當時來說，可多少增加點營養。一位洋博士出身的大學校長，在“文革”中，真是接受了一場暴風雨式的“洗禮”。可是，他“癡心不改”，不怨悔，不懈怠。“文革”過後，他又以更大的勁頭，投入“撥亂反正”和學校新的發展中來。1988年，我在光明日報工作出差大連時，回母校看望老院長，他還住在那顯得舊而又小的家中。這時他已年近八十，老多了。但作為名譽校長，談起學校教育，依然滔滔不絕。
二
重才、愛才、育才、惜才，屈伯川是突出而一貫的。辦大學，要靠人才。1949年大連大學建校伊始，師資奇缺。學校不遠萬裏，派人前往上海、北京以至香港等地招聘教師，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遠見卓識之舉。作為工學院院長的屈伯川，特別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為了請來高水平的教師，他往往親自登門拜訪，頗有“三顧茅廬”、“禮賢下士”之風。
記得1949年除夕，我們應用化學係一年級開聯歡會，係主任張大煜教授（後來是中國科學院首批院士之一）講話，說到應用化學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還說屈院長也是學化學的，是研究皮革鞣製的德國博士等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大家。這些對於入學不久的青年學子樹立專業思想，起了開蒙的重要作用。張大煜還帶頭給我們講基礎課——普通化學，他學識淵博，娓娓道來，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大家靜聽入神。後來，又有彭少逸、曹忠民以及從東北工學院經院係調整來的聶恒銳、林紀方、侯毓汾等教授到化工係任教。工學院最初的一批教師，在我們第一屆學生心目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五十多年來，老同學們每次見麵，一談起當年的老師，仍然恩情難忘。今天的大連理工大學，能夠在國內外教育、科學領域有較高的地位，與這批當年的“海歸”派所作的貢獻，是密不可分的。就大工而言，屈伯川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個“伯樂”。由於他的發現，學校有了最初的一批“千裏馬”，而“千裏馬”中又產生“伯樂”，如此循環往複，“人才搖籃”終於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