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港的研究設計需要保密，屈院長把我們安排在校內毗鄰他居住的另一棟教授小樓，既安靜又便於他照顧。這個軍港的研究、設計，從1959年一開始就由中央軍委專門分配一位蘇聯專家來做我們顧問，與我們共同工作。但到1960年中，蘇聯背信棄義，單方麵提出召回在華全部蘇聯專家。當時我們的工作在俞聿修等教師完成大量的模型試驗後，已確定了防波堤軸線和口門，但對堤身的結構型式還遲遲決定不下來。因為，當地海底淤泥深達10多米，開挖置換是不可能的。在這樣一處地基穩定性很差、允許承載力極低的地質條件上如何建造起又高、又大、又重的防波堤，正在無計可施、焦頭爛額的時候，專家的突然離去，少了一位共同研討的同行。屈院長在送走這位專家後，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第一、退路是沒有的；第二、要依靠自己力量前進；第三、在自力更生中提高我們自己。後來在我係教師邢次青和施工單位工程師張漢傑等人苦心鑽研下，終於解決了這個在當時來說技術難度較大的問題，同時也印證了屈院長在實踐中鍛煉隊伍的教育理念。
1972年底，周恩來總理號召“三年改變港口麵貌”。當時，我國的外彙儲備已接近告罄。為補充外彙，中央決定出口大慶原油，責成大連市負責建設一個原油碼頭（當時稱油港）。市裏找到學校，要求支援技術力量。屈院長立即答應，並馬上動員全校相關學科、專業的師生，分別投入到選址、勘測、方案比較、試驗研究、設計等工作中去。這個港的設計年通過能力第一期為每年1500萬噸，第二期達每年2000萬噸，碼頭的東側可靠泊10萬噸級油輪一艘，西側可靠泊5萬噸級油輪一艘，設計停泊及作業時間，每艘10萬噸級船不超過36小時。這樣的規模和作業水平，在當時我國是最先進的。由錢令希院士擔任油港工程顧問和負責棧橋研究、設計工作，邱大洪院士負責整個水工建築物的研究、設計，洪承禮教授負責水工平麵設計。這個油港工程先後進行了16項室內和室外科學實驗，分別由李玉成教授等負責。1973年下半年，我校與全國教育界一樣也開始批判所謂的“修正主義回潮”。屈院長也受到了衝擊，但在他先前安排下，我們的工作得以按部就班，照常進行。而屈院長則在歪風邪氣中仍一如既往，堅持自己的理念：學校是育人的地方，學生不學先進知識怎麼行？問題倒是應該怎樣去學？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囑咐我們：“技術是來不得半點虛假的，無論如何要避免出差錯，一定要把這個爭氣港建好。”這個港的實際工期隻用了18個月，比要求工期提前兩個月，投資決算比預算降低了約14%。由於該工程的研究、設計完成得比較好，所以被國家建委於1981年在中南海小禮堂表彰大會上授予了全國優秀設計獎。在油港建設期間，當時任六機部副部長（原為海軍某基地的副司令）的王效明將軍專程到學校來看望屈院長，帶來了對1959年我校協助海軍建港的感謝之意。這無疑是對屈院長所堅持的教育與社會發展密切結合做法的一種有力肯定。
屈院長這種教育理念是貫徹始終的，直到他年邁已很少出家門的1993年，聽說我們又接受了一項與遼河油田合作的海岸帶開發利用研究、設計任務時，托他女婿來傳話，叮嚀我們要繼續遵循教育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道路走下去，堅持就會有收獲。
土木係海岸和近海工程學科在經曆了這些工程鍛煉後，提高了學科包容度，改進了學研融合的育人環境，使教育麵向社會的輻射能力有了較大發展，並派生了一個向更遠的海洋進軍的“海洋工程”專業。從1977年到1989年先後輸送了10屆海工專業畢業生給我國海洋油氣產業部門。（現在這個專業為了與裝備製造企業對口和學科的銜接，已把它歸入到我校船舶工程係，改名為船舶和海洋工程係）。
我校的海岸和近海工程學科是我國第一批重點學科之一，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以邱大洪院士為首的一支精英梯隊，正活躍在該學科的國內外舞台上。這個學科的建立、成長與發展是屈院長高瞻遠矚的辦學理念開的花、結的果。
屈院長為我校奠基、發展壯大奉獻了他半個世紀的寶貴心血，他一心一意為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博大胸懷，將永遠被我們深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