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必康
1997年2月，我接李穀影同誌電話，驚悉老校長屈伯川不幸病逝，無限悲痛湧上心頭。當時，我在國外探親，身處異國他鄉，未能向他老人家行禮告別，深為遺憾。轉瞬間，12年過去了。屈老創辦的理工大學，已經更加繁榮壯大。他的言傳身教，常記心頭。這些精神財富，是我們大工人珍貴的無形資產。
把馬克思主義教育放在首位
1952年2月，有一天我正在化工係上課，係裏通知我到院長辦公室去一趟。當時，我有點納悶，校領導找我這個學生有什麼事兒呢？到那裏一看，接見我的竟是屈院長。這是我第一次和他近距離見麵。他和藹地對我講了學校的形勢，說明學校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而教員非常少。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校領導決定調你到政教室工作，邊幹邊學。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不知你是否願意放棄原來所學專業，改個行，做這個工作。當時我表示服從調動。第二天就到政教室報到了。那時，政教室在丁仰炎同誌領導下，連我隻有五個教員。從那以後，一直到1996年退休，我一直在大工當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師，一直是在屈老的教誨下工作的。
屈伯川同誌身為大連工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後來是兼黨委副書記），要管的事情是很多的。但他卻一直把馬克思主義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他辛勤操勞，到1960年代，在他關懷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隊伍發展到100多人，建立了完整的教學機構和製度。他直接過問教學計劃。當時有的同誌主張削減馬克思主義課程的教學課時。他深刻說明這幾門課關係到學生的健康成長，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靈魂，課時不應削減。他多次深入到教研室指導教學和科研工作，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課的教師是靈魂工程師，不要單純傳授知識。要了解同學，結合他們的思想實際，幫助他們樹立為人民服務思想，樹立群眾觀點。在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他要求馬列教師深入到同學中去，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在可能條件下兼做係裏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這些工作取得成績的基礎上，他又提出把政治思想工作的三支隊伍——黨建工作者、政治輔導員和馬列主義課教師——結合起來，在學生中按年級建立級隊，每個級隊建立一個黨支部。他親自為級隊授旗，給同學們講話，鼓勵級隊師生學習解放軍連隊工作經驗。級隊的建立大大加強了學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60年代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加的情況下，雖然吃不飽，有的同學甚至得了浮腫病，但同學們仍然鬥誌昂揚，刻苦學習。他們發出豪言壯語：“立大誌，讀大書，一年為五年，五年為五十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屈老更加關心思想政治工作。他發現學生中的許多思想問題都與形勢發展有關聯，僅靠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不夠，僅靠不定期的形勢報告也不夠。他提出建立一門新課——德育課，作為正課，按計劃每周給學生講形勢任務，講馬克思主義人生觀和價值觀，進行道德品質教育。為此，建立了德育研究室，配備了專職和兼職的德育教師，有效地加強了思想工作。試點工作一年以後，教育部肯定了我校經驗，在全國推廣了德育課教學工作。
從建校初期到1980年代屈老離休，乃至離休以後，屈老數十年如一日，一貫堅持育人為本，德育領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他嘔心瀝血地抓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應付上級，例行公事；也不是為了沽名釣譽，搞形象工程，而是誠心誠意地關心青年們的健康成長。“文革”期間，有人批判屈伯川把大工校園變成了“屈家大院”。在今天看來，去掉這個貶義詞彙的惡意，卻也道出了一個實情。老校長不僅親自選擇了大工校址，親自指導了大工的各項建設，愛護學校的一草一木，更主要的是他關心全校的師生員工，把大工看成一個革命大家庭，用一顆赤誠的心培育自己的弟子們。這是最值得珍貴的。他的辛勤勞動並沒白費，而是結出了碩果。建校60周年，我校培養了數以十萬計的高等建設人才。他們不僅有較好專業知識和技能，而且絕大多數都品德優秀。許多人成為本專業的骨幹，有一些成為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的院士。許多人在各種崗位上擔任黨政領導職務，其中的佼佼者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常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