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選拔優秀中青年教師出國留學和考察，或到國內名校進修。1955年9月，學校派出機械係陳企平、化工係應聖康、土木係董毓新三位青年教師赴蘇聯短期進修。1956年12月，學校又派出30名教師和政治工作幹部到蘇聯和國內有關兄弟院校進修。赴蘇進修的有胡國棟教授、趙昭陽副教授、俞飛白講師。另有一批教學行政幹部被派到北大、天津大學等兄弟院校進修。基礎課化工、數學、物理等直屬教研室也派出了較多的教師出外進修，有3位青年教師還分別考取了中科院和北大的副博士研究生。
四、成立培訓基礎課程的師資班，較大規模培養青年師資。1958年，為適應學校發展的迫切需要，在屈伯川院長的提議和指導下，全校抽調55名高年級優秀學生參加數學、物理兩個師資班培訓。同時抽調41名優秀學生充實馬列主義理論教師隊伍，邊幹邊學，在教學實踐中學習，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走了一條特定的成長之路。這些留校的青年師資，以後大部分成長為教學和科研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堅骨幹，大都成為教授或副教授。到“文革”前，學校還舉辦了外語等青年師資培訓班，使成批的基礎課青年師資較快健康地成長。
五、困難時期，為響應國家實施精兵簡政工作，屈伯川院長審時度勢提議並經黨委決定，把全院各係原來從二、三年級學生中抽調出的半脫產從事學生政治輔導員工作的共約五六十名學生，回班繼續學習專業。使這批青年學生幹部不再脫產，從而壓縮了學校人事編製，又極大地有益於這批青年學生幹部繼續順利地完成專業知識的培養計劃，按時完成其學業，取得完整的專業教育的畢業資格。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得力的教授、副教授或者校係領導骨幹。
自覺為國家建設輸送人才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我在校辦當秘書。曾在屈院長親切領導下，協助其辦理人事工作。感到還有下列幾方麵的人事調配事例，使我深受教育，終生難忘：
一、1961年7月，教育部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高校要“縮短戰線，壓縮規模，合理布局”，決定大工撤銷一些專業，使本校剩下7個係23個專業，並確定每年招生規模為1400人左右，全校學生人數限製在七千人左右，教職工隊伍總人數也有所規定。麵臨這樣的調整和壓縮，校內不少幹部和教職員思想一下轉不過彎，擔心重現院係調整時的遭遇。在此情況下，屈伯川院長以全國大局為重，鼓勵大家要有全國一盤棋精神，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的決定。
二、1964—1965年，中央先後從大工抽調一批黨政負責同誌和基層幹部多名充實外交、新聞等部門。如原校黨委書記崔健調任外交部駐外大使，黨委副書記楊惠文調任高教部組織部司局幹部，校黨委宣傳部部長丁仰炎調新華社任國際部負責幹部等。這一情況雖使學校增加了困難，但屈伯川院長兼任校黨委副書記後，領導大家艱苦奮鬥，及時克服了困難。
三、在五、六十年代，我國自力更生開發大慶油田和在大西北進行核工業與國防基地的建設時，中央又下達調令，要大工有關專業骨幹人員前往支援。屈伯川院長都義無反顧，及時責令人事部門果斷、迅速、謹慎、細致地動員十多名教師或幹部精神飽滿地走上戰鬥崗位。
四、1960年3月，先後抽調20名教師，隨後又抽調土木係戴宗信教授和機械係盧錫疇副教授等32名教師支援鄭州大學。1960年代中期，又支援了山西省太原工學院等兄弟院校機械係約十多名中青年骨幹教師。
五、在1960年代，為克服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我院先後抽調二十多名教學與科研業務人員，支援本省沈陽、鞍山、營口、丹東以及大連市輕工係統工廠與企業，曾受到省輕工業廳和地方政府與工廠等的讚揚。
上述工作都得到屈伯川院長的審定。在完成任務過程中，他始終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要我們不應計較本校和個人的得失而延誤國家大事。
讓我們在紀念屈伯川院長逝世十周年時，學習和繼承他無限忠誠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堅持不懈把我國高等教育建設成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崇高事業而繼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