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熊彼特寫的“讀者指南”為：
“第三章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做了區分，特別強調了儲蓄傾向是物質資本的真正創造者（‘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不是勤勞’，第321頁；‘每個浪費者似乎都是公眾的敵人，每個節儉者似乎都是公眾的恩人’，第324頁），從而使提倡儲蓄的理論在後來的150年中很得勢。‘每年儲蓄的像每年花費的一樣，經常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被消費掉；但消費的人不同’（第321頁），是由生產性勞動者消費的。因此，生產性勞動者的工資和就業人數同儲蓄率成正比，而儲蓄率又等於或至少相當於資本即投資的增長率。在這一章，收入指的是利潤加地租，恰與馬克思所說的收入涵義相同。”
有一種勞動，投在勞動對象上能增加它的價值；有另一種勞動卻沒有這種效果。前者由於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這樣，製造工人的勞動一般增加他所施工的原料的價值，創造他本身的維持費和他主人的利潤的價值。反之，仆人們的勞動不增加什麼價值。雖然製造工人的工資是由他的主人墊支給他的，他在實際上卻沒有使主人花費什麼，因為他的勞動使勞動對象的價值得到改進，一般償還了這種勞動的價值，外加利潤。但是一個仆人的維持費從來不會得到償還。一個雇用大量製造工人的人變富，一個維持大量仆人的人變窮。可是，仆人的勞動也有它的價值，也像製造工人的勞動一樣應當得到報酬。但是製造工人的勞動固定在、體現在某種勞動對象上或可販賣商品中，在勞動過去以後至少還能維持一些時候。它仿佛是一定數量的儲存勞動，積存起來以便在必要時在某種其他場合使用。那個勞動對象或是它的價值（二者是一回事），在必要時，隨後可以推動的勞動數量與最初生產它的勞動數量相等。反之，仆人的勞動並不固定或體現在勞動對象或可販賣商品上。仆人的服務一般在提供以後立即化歸烏有，很少留下什麼痕跡或價值，隨後還能獲得同等數量的服務。
社會上有一些最受尊敬的勞動，也像仆人的勞動一樣，不生產任何價值，不固定或體現在任何永久性的勞動對象或可販賣商品上，這些東西在勞動過去以後還能存在，隨後還能獲得等量的勞動。例如，君主以及在他下麵服務的所有文武官員，整個的陸軍和海軍，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都是公眾的仆人，是用他人勞動的年產物的一部分來維持的。他們的服務，不管多麼體麵，多麼有用，多麼必要，並不生產什麼東西，隨後可以獲得等量的服務。他們這一年勞動的效果，共和國的保衛、安全和國防，並不能為來年購得共和國的保衛、安全和國防。在這一類中，必須列入某種最莊嚴、最重要的職業，以及某些最不重要的職業：牧師、律師、醫生、各種文人；演員、滑稽劇演員、音樂家、歌劇歌唱家、歌劇舞蹈家，等等。其中最低級的人的勞動也有一定的價值，受支配其他各種勞動的同一原則的支配，其中最高尚最有用的也不生產能在以後購到或獲得等量勞動的東西。像演員的道白、演說家的滔滔雄辯或音樂家的歌唱等，所有他們的工作全都在生產之後立即消逝。
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根本不勞動的人，全都同樣由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來維持。這種產物不管數量多麼大，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根據在任何一年用來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的大小，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部分也就有多有少，從而下一年的產物也就有多有少；如果我們把地球的天然產物除外，全部年產物都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
雖然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最後無疑都是用來供居民消費的，用來為他們獲得一種收入，但是當它最初來自土地上或來自生產性工人之手時，它就自然地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用來補償資本，或更新從資本中取出的食物、原料和製成品，另一部分構成資本所有人的收入或他的資本的利潤，或某些其他人的收入，作為他的土地的地租。例如，土地的產物，一部分補償農場主的資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這樣就構成了資本所有人的資本利潤和某些其他人的土地地租。一家大工廠的產物也同樣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並且總是最大的一部分，用來償還經營者的資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潤，從而構成這一資本所有人的收入。
任何一國用來代替資本的那一部分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除生產者外，決不是直接用來維持其他的人的，它隻支付生產性勞動的工資。直接用來構成利潤和地租那一部分年產物可以不加區別地用來維持生產性或非生活性人手。
一個人用做資本的那部分資財，他總是期望它能帶著利潤歸還他。因此，他隻用它來維持生產性工人，它在對他起了資本的作用以後，就構成他的收入。每當他使用一部分資財來維持任何一種非生產性勞動者時，從那一刻起這一部分就從資本中退出，成為保留供直接消費的資財。
非生產性勞動者和根本不勞動的人全都是用收入來維持的：首先，用最初預定作為某些人的收入（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的那部分年產物；其次，用另一部分年產物，最初雖是用來補償資本和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但是到了他們手中以後，超過必要的生產資料的那一部分，可以用來不加區分地維持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勞動者。例如，不僅大地主或富商，甚至普通工人，如果工資很高，也可以雇用一個仆人，或是偶爾去看看話劇或木偶戲，從而為維持一組非生產性勞動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也可以繳納某種賦稅，從而有助於維持另一部分人，他們雖然是比較尊貴的和有用的，卻同樣是非生產性的。但是，最初預定用來補償資本的那一部分年產物，在其完成推動生產性勞動的作用以前，或像它原來被使用的那樣推動它所能推動的勞動以前，決不會用來維持非生產性的勞動者。工人必須先通過做工去賺得自己的工資，然後才能雇用一部分非生產性勞動者。這一部分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那隻是生產性勞動者的一部分可以節餘的收入，不會很多。但是他們常常也有一些；在繳納賦稅方麵，他們人數的眾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補償各人納稅數目的微小。因此，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在到處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的主要生活來源。這兩種收入是它們的所有者通常最能節餘下來的。二者可以用來同樣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但是似乎對後者略為偏重。一個大領主的支出，養活的閑人常比勤勞人民更多。富商雖然隻用他的資本去維持勤勞人民，卻普通要用他的支出，即收入的使用，去像大領主那樣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
因此，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的比例，在每一個國家極大地依存於這兩部分年產物之間的比例：一部分是，一當它來自土地上或來自生產性工人手中時，即是預定用來償還資本的；一部分是用來構成收入，即地租和利潤的。這種比例在富國和在窮國非常不同。
例如，現時在歐洲最富裕的國家，很大的、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產物用來償還富有的和獨立的農場主的資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但在古代，當封建政府得勢之時，隻有一小部分產物用來償還耕作中使用的資本。普通隻包括少數可憐的牲畜，完全靠荒地上的天然產物去維持，因此，它們也可以被看做是天然產物的一部分。它們通常還是歸地主所有，由地主借與土地占有者使用的。土地的其餘的產物也當然屬於地主，或是作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是作為這一微不足道的資本的利潤。土地占有者一般都是隸農，他的人身和家產都是地主的財產。那些不是隸農的人就是可以隨意令其退租的佃戶，雖然他們繳納的地租在名義上常常隻不過是免役稅，實際上卻是土地的全部產物。他們的領主可以隨時要求他們在平時從事勞動，在戰時服兵役。他們雖然住得離他的宅子很遠，卻還是同與他住在一起的家仆一樣依賴他。但是土地的全部產物無疑地都屬於他，他可以隨意處置由土地來維持的一切人的勞動和服務。在現今的歐洲，地主的份額很少超過全部土地產物的1/3，有時不超過1/4。可是，自從那種古代時光以來，所有國內改良地區的地租已增至三倍和四倍，而這年產物的1/3或1/4似乎相當於過去的全部年產物的三倍或四倍。在改良推進中，地租按數量說雖然有所增加，但按對土地產物的比例來說則減少了。
在歐洲的富裕國家，現時在商業和製造業中使用大量的資本。在古代，商業很少，隻有寥寥可數的家庭粗製業，隻要求有非常小的資本。可是，這些資本一定提供了極大的利潤。各處的利息率不低於10%，他們的利潤必定足以支付這種高息。在現時，歐洲進步地區的利息率不高於6%，在某些最進步的地區低到4%、3%和2%。居民從資本利潤得來的那一部分收入雖然在富國總是要比在窮國大得多，然而那是因為資本的數量大得多，同資本相比利潤一般小得多。
因此，一經從地上或從生產性勞動者手中得來即預定用於補償資本的那一部分年產物，在富國比在窮國數量較大，而且同立即用來構成收入（地租或利潤）的那一部分相比也要大得多。預定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僅在富國比在窮國大得多，而且和這樣一種基金相比也要大得多：這種基金雖然可以用來維持生產性的或非生產性的勞動者，但是一般偏於後者。
這兩種不同基金之間的比例，在每一個國家必然決定居民的一般性格是勤勞還是懶惰。我們比我們的祖先更為勤勞，因為現時用於維持勞動的基金同可能用於維持懶惰的基金相比，比兩三世紀以前要大得多。我們的祖先之所以懶惰，是因為對勤勞沒有足夠的鼓勵。俗話說，與其勞而無功，不如戲而無益。在商業和製造業城市，下層人民主要靠資本的使用來維持，他們一般是勤勞的、謹慎的和興旺的，如在許多的英格蘭城市和大多數的荷蘭城市。在主要靠宮廷的經常的或偶爾的駐在來支持的城市，下層人民主要靠收入的開支來維持，他們一般是懶惰的、墮落的和貧窮的，如在羅馬、凡爾賽、貢比涅和楓丹白露。如果你把盧昂和波爾多除外，法國的議會城市都很少工商業，下層居民主要靠法院成員和前來打官司的人的支出來維持，他們一般是懶惰和貧窮的。盧昂是幾乎所有來自外國或來自法國各濱海省以供巴黎這個大都市消費的貨物的必要集散地。波爾多也同樣是一種葡萄酒的集散地：它產自加龍河及其各支流的兩岸，這是世界最富的葡萄酒產地之一，所產葡萄酒最適於出口，最適合外國人的口味。這樣的有利地位，必然吸引大量的資本，因為它為這種資本提供了巨大的用途；而這種資本的使用正是這兩個城市人民勤勞的原因。在法國的其他城市，所使用的資本似乎隻是為維持它們自己的消費所必不可少的，隻是在它們中所能使用的最小量的資本。巴黎、馬德裏和維也納的情況也可能是這樣。在這三個城市中，巴黎算是最勤勞的，但巴黎本身是所有設在這裏的製造廠的主要市場，它本身的消費就是在這裏進行的全部貿易的主要目標。倫敦、裏斯本和哥本哈根或許是歐洲僅有的三個城市，既是宮廷的常在地，同時又可以看做是貿易城市，即不僅為自己的消費、而且也為其他城市和其他國家的消費而進行貿易的城市。這三個城市的位置極為有利，自然使它們成為一大部分供遙遠地方消費的貨物的集散地。在一個有大量收入來花費的城市，除了供應該城市的消費以外，要將資本有利地運用在其他方麵，或許比在下層人民除了靠這種資本的使用以外別無謀生之道的城市更加困難。大部分靠收入的開支來維持的人們的懶惰，或許使應當靠資本的使用來維持的人們的勤勉也受到腐蝕，使得在這裏運用資本不及在其他地方有利。在蘇格蘭和英格蘭聯合以前，愛丁堡沒有什麼工商業。當蘇格蘭議會不再在那裏開會時，當它不再是蘇格蘭王公貴族的必然駐地時，愛丁堡變成了一個稍稍有些工商業的城市。可是它仍然是蘇格蘭的主要法院、海關和貨物稅局等等的所在地。因此，有大量的收入仍然在這裏花費。在工商業方麵它遠遠不及格拉斯哥，那裏的居民主要靠資本的使用來維持。有時可以看到，在製造業有了重大的進展以後，一個大村落的居民，由於有一個大領主定居在他們附近，也變得懶惰和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