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擁有大團隊，大團隊推動大曆史
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從《春秋》到《資治通鑒》，從《史記》到連綿不斷的《二十四史》，中國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曆史研究中。西方對曆史也非常重視，馬克思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惟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管理學興起，注重理性、規範、係統，成為新的顯學。管理學的興起不能變成輕視曆史的理由，管理學也會表現出匠氣和小氣來，曆史倒有幾分靈氣和大氣。《孫子兵法》裏主張“以正合，以奇勝”，我們應該把管理學理論和曆史經驗結合起來，統籌理性和非理性、剛性和柔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注重曆史還在於曆史形成了我們的性格，性格影響著命運，哈耶克說：“我們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構未來，隻有在以往的傳統中演化曆史。”
曆史記錄人類的生存發展、治亂興衰，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近代以來，大國的興衰、英雄的崛起波瀾壯闊，充滿戲劇性。中國身處其中，演繹出一段曲折鏗鏘的現代化曆史，值得我們細細咀嚼、深深思考。
清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末世，清朝前期出現了著名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是盛世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富裕了國庫，廢除了賤籍，勤政愛民，貢獻很大。但是，從曆史的長跨度來看，我以為雍正對中國的發展是小利而大害。雍正的問題在於他興起了文字獄，令讀書人噤若寒蟬，轉而埋首考據，學風大變。雍正以後，以思想見長的理學僵化，以考據見長的經學興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考據在清代的繁榮使得國家缺乏戰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從而難以防範、應對危機，國家也變得虛弱，最終出現了鴉片戰爭之慘敗。
鴉片戰爭使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麵對挑戰，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人開始了思考和行動。偏居一隅的嶽麓書院一直保持著理學、實學傳統，與主流的考據經學拉開了距離，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嶽麓學子魏源、嚴如煜、陶澍、賀長齡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劉坤一等先後形成湖南士大夫集團、湘軍集團，迅速崛起，位極人臣。他們一方麵維護傳統綱常和秩序，鎮壓了太平天國；另一方麵積極改革，掀起了洋務運動。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誌著洋務運動正式開始，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在“器物”層麵的發端。嶽麓學子的崛起也帶來了晚清經世致用思潮的興盛，洋務運動追求的就是船堅炮利、物質進步。
洋務運動的物質革新並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現代化需要新的製度和文化，儒家傳統出現危機。處在中西碰撞前沿的廣東產生了康有為、梁啟超，他們創辦萬木草堂，研究新國之路。康梁托古改製，將西洋製度嵌入儒家思想，實現了西洋製度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是為新儒家之始。康有為、梁啟超諸人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主導了戊戌變法，影響深遠。康梁有一個廣東同鄉孫中山，他也要進行製度變革。孫中山遭遇到黃興、章太炎、宋教仁、汪精衛等留日學生，形成了中國同盟會集團。留日學生受日本影響，非常激烈，他們發動辛亥革命，將帝製變成共和，實現了製度的徹底更新。留日學生又開展文化革命，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編練軍隊成為應對時局的快捷辦法。由於德國依靠普魯士陸軍迅速完成了統一和崛起，李鴻章就學習普魯士柏林軍校建起了北洋武備學堂。北洋武備學堂采用德國職業軍人培養模式，造就了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吳佩孚等現代軍事人才。袁世凱將他們羅致門下，練出了北洋軍，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權帶有德國的鐵血烙印，崇尚威權，激起了孫中山的反對。孫中山效法蘇聯政治建軍經驗，創辦黃埔軍校，編練有主義之師。黃埔的有主義之師打敗了技術至上的北洋軍，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以黃埔校長的身份取得了最高權力。黃埔的思想仍然是救國救民、喚醒民眾的精英思想，毛澤東則主張以人民為師，他創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組織人民軍隊。抗大和人民軍隊發動人民戰爭，打敗了蔣介石集團，建立了新中國。